一生节俭，两袖清风（2）
“文革”之前，每次到基层调研，首长都要如实地交给地方饭钱和粮票。有时为了减轻地方上的压力，还要自带一些食物及用品，甚至连晚上休息，都不到地方宾馆，而是吃住在火车上。
我清楚地记得，1961年春天，邓小平去北京郊区顺义视察15天。其实那时就是搞“四清”，吃和住都是在自己的专列上。白天，在专列上吃过早饭后，就和同去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等人到基层调研，中午和晚上就回到专列上吃饭、休息。这样来回奔波当然很辛苦，条件更不如招待所，但是为地方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在火车上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去大西北，小平同志在专列上连续住了28天。可想而知，将近一个月在列车上居住，会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无论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不提任何要求，总是乐呵呵地，只谈工作，别无其他。
邓小平一辈子都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吃饭、穿衣从不挑剔。如果说有要求的话，那就是粗茶淡饭，每顿饭顶多四菜一汤。从青年时期就长期南征北战，让他的口味变得吃什么都可以，而且顿顿饭他都吃得很香。
每次吃完饭，他的饭碗和盘子从不剩下饭菜。他经常说：“这粮食种得不容易呀！”
在家里，如果看到孩子们的饭碗吃得不干净，他总要说上一句：“哎，吃干净嘛！”
有时吃西餐，小平会用最后一块面包把盘子擦得很干净，孩子们也会很自觉地学他的样子。这是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即使是出国访问，小平用餐时也是如此。
作为国家领导人，到地方考察工作，他要求自己绝不在生活上搞特殊，这是必须的。
小平同志一向不讲究排场。每到一地，地方领导都想方设法给首长改善伙食，但是，他总是事先就叮嘱我：“告诉他们，饭菜要简单，我就爱吃当地的粗茶淡饭。品味当地的饭菜，也是一种享受。”所以，一到住地，我总要把这一点首先介绍给接待人员。
有一点让我特别佩服首长，无论多么简单的饭菜，只要问到小平吃得是否合口味，他总是说“很好”，而且总是回味无穷。
如果是小平同志一人外出，首长就让我陪他一起用餐。跟首长在一起吃饭很香。无论饭菜好坏，小平同志都吃得有滋有味。他那一口一口咀嚼和品味的劲头，即使别人本不想吃的东西，也被他带动得非要尝一口不可。
“文革”前，领导人无论在哪里吃饭喝茶都要付款。就连在中南海开会时，首长们每喝一杯茶都要交3角钱。所以，每每到外地考察时，小平总要嘱咐我按时去结账，不能亏了地方一分一毫。有时候卓琳同志也会提醒我：吃饭后一定要交钱交粮票，一两一分都不能少地交给地方，茶叶钱当然也都要算在内。
我记得，“文革”结束后，中央办公厅在清理账目时，还特地转给我一张小平同志在“文革”前的喝茶水欠款单，款额是两块多钱。
对于这些事情，现在的人们可能都不相信，或者不理解，认为领导人考察工作，喝口茶水总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但是，那个年代，一是国情国力不允许，二是解放初期，中央领导人大部分从战争时期过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已经蔚然成风，自觉执行各项制度已成习惯。而小平同志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有时外出还自带茶叶。
从建国开始直到“文革”前，邓小平在公共场合穿的外衣只有三套中山装：一套是黑色呢子的，一套是灰色派力斯的，一套是咖啡色一般材质的。另外还有一件花达呢的外套。这几套外衣，一直穿到“文革”后不能再穿为止。
长期以来，他的内衣都是有补丁的。衬裤的裤口和裤裆，衬衣的领口、袖口，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小平同志从来不认为这是不体面的事。直到晚年，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是小平仍然保持这个生活习惯。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平时生活也都很节约俭朴。
1963年，小平同志在杭州开会。一天，宾馆服务员拿着洗好的衣服送给我，并问：“这是你的衣服吗？”
我回答：“这是首长的衣服。”
服务员一听就惊讶地怔住了，说：“啊！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党中央的总书记会穿这么多补丁的衣服。”她一边说着一边指着缝得密密麻麻的衬衣领子，又打开有几块补丁的衬裤，眼圈一下子红了。
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平同志还在穿有补丁的内衣。到了九十年代后，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穿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小平朴素的生活依然如故。后来他的女儿们给他买了夹克服等新衣服，不想让父亲再穿有补丁或者很旧的衣服了。
1997年2月19日，小平走了。之前他就嘱咐卓琳同志，走的时候不要买新衣服。那一天，他是穿着一身灰色的旧中山装和一双旧皮鞋离开我们的。
邓小平对自己的生活俭朴得近于苛刻，但是他却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疾苦，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亲笔题写“希望工程”四个字。
1992年4月15日，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揭开了我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序幕。
与此同时，“希望工程”与英文“PROJECTHOPE”共同组成“希望工程”的注册商标。这也是我国首次将一项公益性活动名称注册为服务商标。
同年，小平同志先后两次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
当时，是由驻地王世斌等两名工作人员去办理这件事情的。他们来到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甲1号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填写“捐款表”上的捐款人姓名时，办公室的同志要求他们填写真实的地址和姓名。但是遵照首长指示，他们只签上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后来，基金会的同志经过查看车牌号等多种办法，终于知道是邓小平同志的捐款。
基金会经过研究，决定把这两笔共5000元的捐款全部用于救助邓小平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区——广西百色地区平果县凤梧乡仕仁村希望小学。
当百色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得知是邓小平爷爷为学校捐款的消息后，既高兴又感动。他们尽情地欢呼雀跃，在黑板上写下了“邓爷爷，我们非常想念您！”一行深情的大字。
卓琳同志不仅支持小平的做法，而且也主动为灾区捐款。1994年，她把补发的4000元工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15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就收到卓琳同志向灾区捐出的10万元善款。
那时，卓琳同志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但她丝毫没有考虑自己，时时惦念灾区的情况。一年多后，卓琳同志与世长辞。
当年，卓琳还经常鼓励家人和儿女们积极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甚至在饭桌上，她一想到这件事就挨个问孩子们：“你捐了吗？”
在小平和卓琳同志的影响下，全家人都积极为“希望工程”作贡献，纷纷捐款。
小平同志的妹妹邓先群，帮助丈夫粟前明在河北老家的一所贫困小学，向这所学校的学生每年每人捐款100元，共捐了7年，直到学校经济状况好转。
邓小平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住房、用车等诸多待遇从不奢求。
1974年，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他的住所从北京花园村搬到宽街。房子面临大街，既不安静也不安全。
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同志亲自到家中看望。周总理对叶剑英说：“剑英同志，这里不安静也不安全。你要给他找个地方啊！”
很快，地方找好了，刚要动工，所谓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