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理万机的总书记（2）
就拿1982年9月24日来说，上午，小平同志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经历了与“铁娘子”激烈而紧张的斗智斗勇之后，下午就要换个心境，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晚上还要和胡耀邦等同志一起，出席金日成举行的答谢宴会。
是年，小平同志已经78岁。一个本应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还在全力以赴地工作。一天当中转换三个角色，且不说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就其体力输出而言，即使年轻人也会时感不支。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可以理解小平同志在退休以后的那个愿望：到百货公司逛一逛。1992年，当老人家在上海百货公司亲自花了十元钱，为儿孙买了些铅笔、本子等学习用品时，他感慨地说：几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自花钱买东西。“逛商场”这个平常人的平常事，对于繁忙了一辈子的小平同志，竟然如此珍贵，几十年都没有机会享受它。
即使到了1985年，小平同志已经81岁高龄时，几乎每天还要有工作安排。
比如，1985年6月6日下午，小平同志会见了参加“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并合影。他在讲话中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
6月7日上午，接见民主柬埔寨客人，并谈了我国“七五”计划中关于干部年轻化问题。
6月8日上午，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谈话。人们所熟悉的1992年“南方谈话”，就是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为中国人民、为科学社会主义留下的宝贵财富。
1993年，他在上海过春节。此后，由于身体原因，小平同志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生命不止，工作不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是小平同志的真实写照。
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这和他独特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风格很有关系。他喜欢开短会，讲短话，做短文章。
很多领导同志都深有体会，一听说是小平同志召开的会，知道会议不会很长。所以，警卫们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用事先找替班的了。一般情况下，如果上午的会拖到过了午饭时间的话，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总要换着吃饭，就得事先找好替班的。
小平说过：“在中南海开会还好些，如果到外面去开会，到点散不了，连公安民警都不能正常上下班，饭也吃不上，要耽误许多人啊，那怎么行？”所以，不管是在中南海开会，还是到外面开会，小平常常替后勤人员着想。他主持的会即使是上午完不了，只要到了吃饭的点就散会，下午接着来开就是了。不过，邓小平召开的会一般情况一个半天足够。
小平的会议时间之所以短，和他讲话简洁明了很有关。小平讲话一般不用稿子。他反对繁文缛节，对问题的陈述和说明也总是简明扼要。他的脑子非常好使，记忆力尤其强，加上他对许多问题善于归纳和系统化，再复杂的事情经他一梳理，也变得线条清晰、过程简单了许多。
小平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各级领导干部讲：“我们讲话，最好不要念稿子，念稿子反而会有念错的时候。如果不照着念，不大会出错。”
小平同志还说过：“讲话之前，首先要想好你今天要讲什么，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样就是没有稿子，也不会讲错。”
在工作风格上，小平同志善于抓大放小，也从不事必躬亲。
他说：“当领导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大事情上。大事抓好了，事情就好办了，具体工作要让下面去做。领导同志整天做具体小事，就把大事丢了。”
一生节俭，两袖清风
邓小平一向身体好，而且长寿，很多人以为他的生活很讲究。其实恰恰相反，他是粗茶淡饭活一世，两袖清风伴一生。这多少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十六岁就到法国勤工俭学，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之前的十几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并不强，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生活，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经济还处在恢复和发展初期。人民生活距离现代化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当时，我国没有冰箱、冷柜、电风扇等电器。就连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也没有制冷设备。每年冬天要储存大量的冰块，以备夏天制冷。冬天的冰块主要来自中南海的南海和北海。一块块地切割成型，一车车地运到中南海的大冰窖，足够用一个夏天的。每到盛夏，首长们开会就在桌子下面放上一大块冰，这就算是冷气了。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电风扇才渐渐普及到老百姓家。
那时，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慢，这与我们国家多年的闭关锁国、基本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有很大关系。偶有对外联系，也是国家领导人出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属于政治往来。
1965年，小平出访过罗马尼亚。在国外的几天让我长了许多见识，看到了中国的差距。
有一次是陪着首长参观，快到门口了也不见有人来开门。已经走上了台阶，我心里开始犯嘀咕——要在国内早有人站在门边准备开门了。正想着，门一下子自己慢慢开了，原来是自动门。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动打开的门。那时候的中国，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对于这些并不算什么高科技的设施，还顾不上。我心想：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人家先进。
有一天首长开会，不需要我们陪同。我就和一同陪首长出访的中南海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回宾馆里等候。
孙勇同志是我的领导，我俩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每次随首长外出，一般都是我近身照顾首长的安全，孙勇负责全面的警卫工作。“文革”中，我俩先后到了江西的中办五七干校。我在江西“改造”了五年，而孙勇“改造”了十年。其原因，无非是给他栽赃的事情多一些。到了后期，孙勇在干校从改造的对象成了干校的校长。这也是“文革”中特有的滑稽现象。
回到了宾馆，没什么事情就随便看看。人家的宾馆富丽堂皇，还有游泳池，从一楼的室内一直延伸到室外，可比我们的招待所好多了。人家的洗漱间还真讲究：台面上的各种各样的瓶子，其实就是洗发水、护肤水、漱口水等等，一应俱全，只是我们不懂外文，都分不清。浴缸和马桶上还有各种电动按钮，一切都可以自动完成。这一切就像我们今天的宾馆一样，各种东西都很齐全。而这些装置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见到过的。我俩感叹：人家可比我们国家强多了。
以小见大，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见一斑。
中国自1960年以后，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是我国经济最为吃紧的时期。当时，毛泽东主席带头节衣缩食，连最喜爱的红烧肉都不吃了。
我记得，1962年夏季的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两点多，服务员从东八所大食堂抬来一笸箩烧饼。我们几个警卫人员还以为是给自己吃的呢，但是服务员说：这是给首长们吃的。说完就进了会议室，把烧饼装在盘子里，放在会议桌上。
这时，只见毛主席带头，一手拿起烧饼一手端了一杯茶水就吃起来。我们几个看到这情景，不但嘴不馋了，心里还十分感动，并且个个都很心疼首长。
散会以后，食堂给我们和司机留的是韭菜馅包子。本来就已经很饿了，加上我平时饭量又大，一下子就吃了十几个。当时是痛快了，可结果，胃吃出了毛病，自此以后的几十年，直到现在，一点韭菜都不能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