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邓小平十分喜爱的一部历史典籍。他的子女曾回忆说，邓小平“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毛毛写道：“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势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据子女们回忆，有两个时期邓小平读《资治通鉴》最多，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是“文革”中他在江西的岁月。
邓小平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初多次阅读《资治通鉴》？联系当时实际，其实并非偶然之事。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建设实际而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1959年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新的跃进高潮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经济形势，直到1960年底，党中央再次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这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大背景。
在西藏，1959年3月发生的武装叛乱打乱了中央原定的1962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计划。与此同时，西藏工委对西藏可能出现的困难估计不足，认为翻身农奴革命热情高，听党的话，容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想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委于1960年7月发出了《必须彻底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分工委要选择几个试点办农业合作社，一些互助组也根据通知精神搞起了明组暗社。这种急欲超越西藏社会实际的做法很快暴露出其弊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由此委派国家民委副主任杨静仁带领工作队去西藏，帮助西藏工委检查纠正工作中“左”的偏差。
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杨静仁汇报西藏工作问题，针对具体工作中的偏差，他说：“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了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邓小平说的“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中国古代这样的事例的确不少。如公元前154年春，西汉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当时西汉王朝正当“文景之治”，处于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之所以会爆发这样一场同姓诸侯王国联合背叛朝廷的武装叛乱，主要原因就是中央集权的削弱使得诸侯国滋生了企图夺取中央统治权的野心。汉景帝错误地认为七国起兵是因为晁错削藩，听信谗言，错斩晁错以谢诸侯，但七国仍不罢兵，此时汉景帝才醒悟过来，随即派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统率大军，一举歼灭叛军，平息叛乱，后陆续恢复西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
鉴于“大跃进”急于赶超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在西藏不要多出章程，多出点子。”“要休养生息……把内地办法搬去一半或三分之一都是不得了的。要接受内地的教训。”根据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他强调指出西藏工作要稳，不要急，强调“现在要防‘左’防急，要稳，不仅是社会政策，包括民主改革、经济政策、上层改造，现在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同年4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党中央召开专门会议，具体研究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明确：“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起，五年以内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牧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读史、鉴史始终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要大兴研究历史之风；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多次提倡领导干部都要读点历史。在西藏工作出现“左”的偏差时，邓小平注重从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他及时纠正错误，强调要在西藏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促进了西藏工作遵循党中央“慎重稳进”方针，健康发展，稳步前进，社会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农牧民充分享受到民主改革带来的成果。1962年上半年，全党集中全力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各项建设有了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1963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63年下半年到1965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7.9%。很显然，短短两三年时间，被“大跃进”破坏的国民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并走上健康协调和稳步增长的正常轨道。
关于“文革”时期，邓小平在江西读《资治通鉴》，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一些细节可使人看到他对读史鉴史的坚持。196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江西致信中央办公厅汇报有关情况，随信附有一张便条，希望安排人将北京家里的一些衣物和图书托运到江西，图书中除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还有中外历史、文学、哲学、传记等方面的书籍。“下放”江西对邓小平来说，一方面是靠边站，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一些思考，也在此时逐渐沉淀和积累。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集中时间大量读书，可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集中读书，深入思考，加上他置身基层对社会现状的了解和掌握，使得邓小平尽管远离中央领导决策层，但依然保持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深远智慧与战略眼光。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应该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回答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饱含厚重而明晰的历史感。如，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通过实行开放政策来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结合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指出：“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只有读史、懂史、鉴史，看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才会有深邃的历史思维和高远的战略眼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引路人，邓小平不但善于从历史中汲取领导智慧和工作经验，善于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寻找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而且始终把历史这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作为中国人民奋斗和前行的力量之源，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龚格格）
（摘自《党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