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大家安静下来后，小平同志即席向大家讲了一段话。讲完，小平同志高兴地向大家挥手告别。
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并喊出了许多祝福小平同志健康长寿的话。
剧组一位稍大一点的先生大声说：“回去后，我一定把您老人家的话告诉香港同胞。”
这时，有人提出想与小平同志合影的愿望。小平同志欣然地和演职员们席地而坐，和大家合了影。我给大家照了一张以后，就把照相机递给了别人，赶紧坐到小平同志身边，也留下了一张有意义的照片。
登黄山之前，小平同志就提出按照“不要封山，不许跟记者”的老规矩办。所以，他的这次讲话，没有任何官方和媒体的记录。晚上回到住所，我凭着记忆，把首长的话记录了下来。
现在想来，当时小平同志所讲的，就隐含着“一国两制”的思想。在我记忆中，这个讲话，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的一次公开讲话。
1981年以后，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但更显具体，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了。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因为内容涉及九个方面，所以常常简称为“叶九条”。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
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说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句话，是我第一次听到首长完整地运用这一概念。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具体构想。他的思路十分清晰，表达清楚明了。由于在内容上体现为六个方面，所以这个谈话后来也被称为“邓六条”。
从1978年到1983年的5年间，邓小平源于解决台湾问题形成的“一国两制”构想，经过不断的思考和研磨，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而从“叶（剑英）九条”到“邓（小平）六条”，这个框架的内容也逐步明确、完善和系统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原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构想，真正实施却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
1984年9月24日，小平同志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主权问题谈判的整个过程，我都听得十分清楚。类似的国际会谈，我听到的不算少，但是与撒切尔夫人的谈判，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当时有一个细节：当小平同志讲到“在中国管辖之下，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这一段话的时候，始终强词夺理的撒切尔夫人听得很认真。看得出来，她激动的情绪立刻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当时的谈判现场，由于我的位置是在邓小平的后侧，撒切尔夫人的面目表情及其细微的变化，我看得比较清楚。
让撒切尔夫人有了新的转机的，正是小平同志的这几句话，而这几句话也正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精华，这几句话也是促使英国同意香港回归中国的关键。
1984年10月，《瞭望》周刊发表《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章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首次系统报道。这一报道可以视为我党“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他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毋庸置疑，“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
实际上，在“一国两制”这一国策酝酿之初，邓小平就曾经有过预言——它将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1985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就说过：“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
为了解除香港公民对于“一国两制”的担心，邓小平还利用一些机会向香港人士进行宣传。
1986年4月24日，邓小平对香港人士说：“香港有人担心这个政策靠不住……‘一国两制’不会变，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不会变。信心问题最终要靠实践来证明，现在不相信，到一九九七年看到政策不变，他们就会相信；到了二000年还是不变，他们就更相信；到二0五0年他们就完全相信了。”
1997年7月1日，中国香港正式回归祖国。这一年，香港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没有变。
2000年已经过去，现在已经到了2014年，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仍旧没有变。我们看到，香港人民相信了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了中国政府的承诺。
“一国两制”构想是伟大的。这是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使之如期回归祖国怀抱的金钥匙。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可以在一国同存，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是个创举，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举。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国两制”的政策，凭中国的国力，并非不能收回香港，但是若强硬收回的话，我们得到的香港恐怕只是一个空壳而已。若真如此，“回归”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且后患无穷。
撒切尔夫人的国防外交顾问鲍威尔勋爵说了一句实在话：“中英达成协议的关键在于‘一国两制’构想。”并说“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
邓小平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一国两制”构想的“创举”上，更现实的，是缩短了一个民族文明的发展的进程，它推动的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进步，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今天，当我按照时间顺序，仔细整理小平同志这一系列的谈话纪要时，脑海里马上呈现出了那几年跟随首长的情景。
思考比语言多，这是邓小平的习惯和性格。但是，在那几年，除了必要的接见外宾和开会，更多的时间，是小平同志一人在房间里独自看书和思考，有时，整个半天都在房间里。他很少伏案写作，时常地，或是坐在沙发上，或是边踱步边思考。就连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看得出来他在考虑着什么。我还能清晰地忆起，在前面提到的那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之前，小平同志总是安静地在房间独处很久。
当然，这些回忆的碎片，还不可能让我真正知晓小平同志在“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过程中，到底有怎样一个思维过程，但是我已经悟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非邓小平莫属。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