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我一共陪邓小平见了20多次外宾。”高志凯对记者说。之后，他赴联合国、拿耶鲁博士、做华尔街律师、进国际投行、任央企副总裁……对高志凯来说，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
1992年1月开始，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南方讲话”。二十余年后，高志凯对记者谈起邓小平和中国改革时，仍深有感触：“他(邓小平)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岁的英语状元
高志凯父母都是山东人，1949年南下。1962年，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那里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离上海很近。“我们在家里都说山东文登话，与外界交流说太仓话和上海话，广播电台里放的是普通话。我9岁时，全家从太仓搬到了苏州市区，又开始说苏州话。12岁上初一，开始学英语时，我已经会说4种方言和普通话了。”这让他从小就对发音比较敏感。
小时候的物质匮乏让高志凯印象深刻。他住的县委大院里有个当海军军官的小阿哥，在军舰上的午饭可以吃一个苹果，“这让我特别羡慕。我家4个孩子，一个苹果要切好几瓣，米饭拌酱油已经很可口了。”
但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高志凯抓住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教育部本来计划1978年恢复高考，邓小平说时间等不及了，现在就招。”当时高志凯正上高一，听说没有年龄限制，决定跟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
“我数理化成绩很好，但老师说，你今年肯定考不上，不如报考英语专业，虽然也考不上，就当预习了。”没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高志凯还是当年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1978年2月，他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是全班最小的学生。“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志凯说。
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机遇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但不管个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时，大环境没有提供机会，也很难发挥出来。从这一点说，我很幸运。”
在打字间里住了5年
外交部翻译室，用高志凯的话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来自这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一开始，高志凯以为自己在翻译室是个过渡，很快会被派到联合国去。“无论纽约还是日内瓦，无论总部还是分支机构，对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着赶紧到联合国去。”但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过家鼎给了他当头一棒：“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不让你离开，你就死了去联合国这条心吧。”
过家鼎的理由是“国家需要你”，但高志凯还是想走，反反复复好几次。过家鼎就抓各种机会给他做工作。有一次参加活动，高志凯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照片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往高志凯的办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纪，照片都上报纸了！”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地转过来了。“翻译室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最低级别是给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然后一级级上去，最高是邓小平。即便是部队请来的外国领导人，跟小平见面也是翻译室派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带，对领导人的言行习惯要了解，这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
工作的特殊性对翻译人员的素质是个严峻考验。高志凯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较远，他觉得跑来跑去太浪费时间，正好翻译室配有一个打字间，里面有一张木板床，高志凯就在那里睡了5年。
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
高志凯正式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在此之前，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当时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曾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记录。会谈结束后，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翻译就像跳高，永远有提高的空间，很难尽善尽美，总有些地方有遗憾。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高志凯对记者说。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得知了自己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原因。“他们跟我说，志凯，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一是人很勤奋，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发音比较好，会用嗓子；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
对此，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当时的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的身高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他们说，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须得体，不能抢领导人风头，声音的大小也很关键。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对记者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作为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高志凯说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紧迫感与危机感让他选择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当时还在冷战时期，国际局面复杂，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是改革开放。”高志凯对记者说。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在“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普通寻常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高志凯也去过邓小平复出前，曾与叶剑英谈话的地图室。“东、西、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而中国一贫如洗，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尹洁）
（摘自《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