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表示愿意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在北京捐资修建旅游饭店，却遭遇阻力。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再次破例出席当月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与开业剪彩……
“‘船王’要回来，好事嘛。”
包玉刚有一位姨表兄在祖国大陆任职，这位姨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卢绪章当年是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核心，曾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办“广大洋行”，任总经理。后来成为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的原型，包玉刚曾在他那里当过伙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大陆的新变化，急切地想为国家改革开放出些力。但由于“左”的思想在国内的影响尚未完全退除，包玉刚一时尚有顾虑。
想来想去，包玉刚采取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以其夫人的名义给大陆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包夫人打算回大陆探亲，看望卢绪章夫人。包玉刚的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夫人是表姐妹，以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自然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按照既往观念，包玉刚是大资本家，何况电文中，包玉刚想做点事的意图很明显。卢绪章接到电报后，不敢疏忽，立即报告中央，最后转到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那里。
“‘船王’要回来，好事嘛。”邓小平言简意赅。
邓小平意识到，在外界对中国仍充满偏见的猜疑时，“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大陆探亲考察，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立即授意主持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大陆。
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踏上了北上的航班。在京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姨表兄卢绪章的促膝长谈，使他欣喜地意识到，邓小平正领导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宁波籍实业家在第二年表示，愿意捐出2000万美元：一个1000万用来在北京盖一所有300间客房的旅游饭店，一个1000万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把报告直接送到了邓小平手中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及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与王震、谷牧、姚依林等领导人会谈中，包玉刚又一次表示愿意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他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就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要求只有一个：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包玉刚一诺千金，只要中方同意，这笔款子即可到位。
负责主管旅游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听
后，自然是分外高兴，这等好事，多多益善。至于包玉刚为纪念其父亲要求将店命名为“兆龙饭店”，庄炎林认为他们对国家有贡献，应该同意。在福建、广东，许多华侨捐款搞公益事业如建学校、医院等，以他们自己或其亲属名字命名的有的是。
但是，一个怪现象又出现了，包玉刚建饭店的1000万美元支票无人敢接。庄炎林等人说不上话，要待高层定夺，而高层的部分领导人尚有不同意见。
人家白送一个饭店，我们却不敢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不行，不能因为“左”的因素迟滞国家的发展。庄炎林立即打报告给“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组长之一、兼管侨务和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寻求支持。
廖承志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借以平静自己起伏的心潮：“世界上各国都有侨民，可是你想想看，哪国的侨民能像我们的华侨那样，离开祖国后，在海外一代甚至几代，生根了，发财了，可心里想的、念的，依然是远在天边的家乡和祖国!他们关注、渴望的依然是家乡和祖国的建设和富强！”
庄炎林知道廖承志有冠心病，不能激动，因此轻声说：“有廖公支持，这事就好办了。”
但廖承志清楚自己的身份，知道由自己出面解释，所起作用还是有限的。他是个聪明人，又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深知怎样做才有最好的效果。于是，他要庄炎林写报告，接着由他把报告直接送到邓小平手中，并向邓小平再次介绍了包玉刚的详细情况。
“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
早在1977年复出政坛之初，邓小平就把目光投向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海外关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他对动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参加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特别看重海外人士对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作用。
“世界船王”包玉刚的大名，邓小平当然是知道的，听罢廖承志的情况介绍，他快人快语地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邓小平不仅从大的原则上支持建设旅游饭店，小的具体问题也都积极支持，他不假思索地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邓小平大笔一挥，写下了“兆龙饭店”4个大字，这也是邓小平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
话传出来后，庄炎林立即着手开展选址和征地工作。几经协商，始得在如今的三环边上选了一块地。
纵然取得了邓小平的支持，但兆龙饭店的
建设仍有不少阻力。直到一年后才举行赠款签字仪式。
“你们现在可以抓紧干了。”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出：邓小平亲自参加签字仪式！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等亲属，庄炎林奉命作陪。
邓小平和包玉刚见面后，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他详细询问了包玉刚与中国船舶工业的合作情况，对他帮助中国船舶打入国际市场表示感谢。包玉刚则具体介绍了自己赴大陆考察的情况和对中国发展船舶工业的建议。
庄炎林感觉到，尽管邓小平和包玉刚是初次见面，但共同关心的话题，使务实的政治家和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交谈甚是投机。
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亲手收下了包玉刚双手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多。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将支票交给庄炎林时，语重心长地说：“小庄，问题总算解决了，你们现在可以抓紧干了。”
会见中，邓小平与包玉刚等合影留念。
邓小平拨冗出席建设兆龙饭店签字仪式这个重大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而邓小平的殷切期望，更让庄炎林力量倍增。已是花甲之年的他，拿出一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全力投身到兆龙饭店建设等工作当中去。
得益于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兆龙饭店建造得以顺利进行。此时庄炎林已就职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虽然不再具体负责兆龙饭店的建设事宜，但仍无时不在热心关注。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再次破例出席当月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与开业剪彩，既表示了对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有力支持，又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政治智慧。
半月前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率全家参加了饭店的落成典礼。
此时的包玉刚，已与邓小平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庄炎林听人透露，也曾听包玉刚本人说过，邓小平自与包玉刚见面相识至今，已有七八次会见他，向他了解香港情况和外界信息，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因为他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在谈判中起到了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钟易）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