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和同事搭伴寻访“小平小道”时，我27岁，进入《解放日报》工作刚满两年。为那次采访做案头准备之前，我对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三落三起”知之不详，对他作为一位父亲、一位丈夫的心理一无所知。事实上，案头准备之后，我依旧一片茫然。归根结底，我还难以用同理心去理解这样一个在任何维度上都极其遥远的巨大存在，一丁点也不能。
我寄希望于到新建县采访，能遇到一些隐秘有趣的故事或细节。在那里一个星期，访谈了很多人，小平同志下放期间的工作人员、工厂领导、工友，居住地附近的乡民，越谈希望越渺茫。根本原因，用小平同志在新建县的工友陶端缙老人的一句话来说：“那时大家多好的关系，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并不懂他，他心里装着大事，一天都没放下。”
我们也去了一些地方。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经南昌到新建县的行程路线走了一遍，30年间变化翻天覆地，此城已非彼城；去小平同志劳动三年零两个月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又去当时小平同志全家居住的新建县望城岗一所步兵学校的校长小楼，两处地方因处于保护状态而没什么大变，但也因没什么人而显得静谧荒凉。
直至来到小平小道。这是一条小平同志到新建县后，为方便他和卓琳来往工厂和居住地之间而修建的小路，百余米，穿农田而过。小平夫妇每天在这条红土小路上往返四次，早晨去工厂，中午回家吃饭，午休后再去工厂，黄昏时回家。我也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往返小道。
那是一片花生地，视野开阔，除了偶尔来侍弄田地的农人，几乎没有人，很适合沉思。八月的早晨，站在小平小道上，我非常震动。如果小道不沉默，它——也只有它——能告诉我们，新建县记忆里的小平，究竟在沉思什么。那个小平，在新建三年下放后又复出，领导全国恢复经济生产的勇气从何而来；之后二十余载中“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灵感又从何而来；每天在小道上往返四次、看似与乡民无异的老人，绝不仅仅是工友乡民记忆里的和善老头和慈爱父亲。
震动更是为了自己。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
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进入一所大学，毕业后又懵懵懂懂地进入一个单位，我被一个又一个采访选题推着认真地往前跑。那些我在案头阅读中无法明白的，在走访中得以一点点体会；那些其实应该认真思考却被忽略的问题，终于找上门来。伟人仍然无法接近，但在寻访伟人踪迹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
今天缅怀伟人，不是为了重新温习一遍他们的生卒日、大事表，也不是为了再次总结伟大的风范精神。如果不能和我们个人产生关切，缅怀只能是一天两天的事。
任何精神性的感召，归根结底应该是让人意识到自己吧。如果说这十年间我有一点点的进步，那就是对自我的意识和接受，对价值、意义、传承这些抽象词汇的些微体认，并且，决心要在这些体认中一心一意地做一个生机勃勃的人。（张斌）
（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