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2年8月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到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会一次会议召开，这是国家经济、政治和领导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两年，也是局面极为复杂的两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复杂局面下的政务院工作中堪称配合默契。
经济工作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指出，从1953年起，“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分管监察工作后，很快就提出把监督检查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部门和工矿企业。
邓小平除了协助周恩来、陈云处理日常经济问题外，先是分管铁道、交通、邮电工作，接着又担任了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多次商讨并经毛泽东批准后定下来的。1953年5月1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宣布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由邓小平领导时说：领导“这三个部，工作也是繁重的。在国家建设初期，铁路就成了国家建设的开路先锋，那里没有铁路，那里的经济就不会有很大的发展。譬如说粮食，在统计数字上看，有时很好看，但如果没有铁路，只靠大车、木船就运不出来，就没有用。现在全国的铁路才有两万余公里，太少了。我们国家经济上的特点，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是不平衡，忽视了任何一方面，都要犯错误。要想克服经济上的不平衡只有修铁路。因为工业需要高度的集中，如果铁路不能到达，那近代工业就不能到达。在没有铁路的地方说发展工业，也只有发展手工业。不仅要修铁路，而且还应发展轮船航运事业。这些铁路、邮电、交通部门，都是大的企业单位，其中有的还要进行民主改革”。
周恩来这番话既阐明这副担子责任重大，也表达了对邓小平的信任。邓小平分管这三个部门后，始终把重心放在抓大事和确立工作方针上，不仅奠定了这三个部门工作的基础，而且很好地配合了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大局。
让邓小平以政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解决财政出现赤字的紧张局面而做出的重要人事决定。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部长后制定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控制人员编制；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加强财政监察。贯彻六条方针的结果是，1954年“预算执行中不仅没有动用上年结余，而且当年收支平衡，有了16.05亿元结余，是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下，中财委主任陈云和中财委第一副主任邓小平还一起制定和贯彻落实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效解决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后出现的粮食紧张的问题。
政治工作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在中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地方通过逐级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方式，逐步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经过几年的努力，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周恩来是《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负责起草工作。《选举法》通过并公布后，邓小平担任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选举是一件大事，而基层选举是整个选举的基础。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等文件，指导基层选举工作，并在全国3500个农村、城镇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单位进行典型试验，以取得经验。
到1954年6月中旬，全国基层选举胜利完成。邓小平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时说：“全国基层选举的胜利完成，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并为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基层选举工作完成以后，接着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这一基础上选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预料，经过这次选举以后，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将要比以前大进一步。”
领导体制方面
首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缩小大行政区的机构和权限乃至取消这一级的工作中相互支持。1952年11月14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政权有七级之多，层次多了，手续一定多，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效率还很低，因此今后需要逐步减少层次，改为‘四实三虚’，即中央、省、县、乡四级实，大行政区、专区、区三级虚。”
邓小平负责缩小大区机构的调整工作，12月7日，他在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10次会议，谈到调整大行政区机构时说：经济恢复时期，“大区的权利很大，便于因地制宜。但搞建设必须集中”，“过去国家政权共七级，层次太多，障碍领导”，调整后“仍是七级，但是‘四实三虚’”。
其次，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同高岗、饶漱石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中配合默契。在1953年6-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批评薄一波，进而想达到推倒刘少奇的目的，会议气氛紧张，偏离了方向。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将在北戴河休养的陈云、邓小平请到北京参加后期会议。陈云在会上否定了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的说法。邓小平和陈云使会议的气氛起了变化，邓小平在修改周恩来为会议作结论而写的发言提要时，针对会议的缺点写道：“有些问题还讨论得不够详尽，有些发言也不尽妥当，当然，要想把许多问题在一次会议来解决，也是不可能的。”
会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总理的总结是完全正确的”，“其中有些议论与财经会议有些不完全一样，财经会议的议论有的有偏向”。
在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借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中共中央察觉到高岗、饶漱石的阴谋，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此后，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接着，东北地区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高饶问题”，周恩来到会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邓小平那段时间几乎天天看总理办公室的《每日汇报表》，掌握会议情况，代表中央作批示，指导会议的进行。
最后，在人事安排和领导体制变动中体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君子坦荡荡”的胸怀，他们之间的理解、信任更是罕见。195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在政务院领导体制上曾发生两次变动：一次是将政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邓小平负责不属于国家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范围的工作，还负责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一次是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国家财经工作的方式改为由政府五个方面的领导分别负责，即形成“五口通商”体制，其中邓小平分管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
经过这两次变动，加上毛泽东让邓小平多管些政府方面的事，邓小平与周恩来一起负责政务院的全面工作。周恩来非常信任邓小平的德行和才干，明确宣布政府工作中关乎战略决策性的大事等以邓小平为主，邓小平则更加勤恳谨慎地工作，更加尊重周恩来，这与高岗分管计划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后，便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阁”，企图与政务院分庭抗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免去邓小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及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先念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此后，邓小平的主要工作转向党务方面。
自1952年8月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到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信任、器重以及两人在工作中的默契配合，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这与毛泽东对他的培养、信任密不可分，也与周恩来对他的器重、帮助密不可分。（曹应旺）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