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路141号，2014年夏末，我们追寻邓小平的上海足迹是从这个门牌号码开始的。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在地，记者要拜访的是黄金平和张励，他俩的共同身份是《邓小平在上海》一书的作者。
十年前，《邓小平在上海》适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出版，当年即成为年度畅销书。如今，这本定价20元的书，在二手市场已被炒到600元的“天价”，但两位作者显然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为出版《邓小平在上海》修订版而紧张忙碌。
见到他们，第一个感受就是“没想到”——没想到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作者竟如此年轻。在2002年接到写书任务时，张励大学毕业刚进单位不久，那是她第一次写专著，而黄金平，当时也40岁不到。
这是一项必须交出漂亮答卷的任务。
回想起来，他俩用“忐忑”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而忆起写作这本书的两个年头，他们坦言，在党史研究室上上下下的鼎力支持下，他们从收集材料到寻访当事人，从观看影像到重访现场，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口述历史，能寻到的，他们都力求“面面俱到”。黄金平提到，其中，《解放日报》当年的报道也是他们重要的参考资料。
“从1920年到1994年，邓小平在上海的足迹跨越半个多世纪。”
在黄金平看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一直都是邓小平的牵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尤其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深切关怀与支持，上海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在寻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最让黄金平和张励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战略眼光”。万千材料中，他们选了这样三个与上海发展息息相关的细节——
“文革”结束后，从全国来说，干部队伍结构老化的现象特别严重，当时，小平同志对上海的干部建设特别关注，1979年、1983年，他多次到上海视察时都提到了干部要年轻化。在他的关心下，上海在上世纪80年代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市级领导以及后备领导干部。经过历练，这些干部不仅挑起了上海建设的大梁，有的还成为了中央领导。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仍一如既往地关心这件事，特别是1992年视察上海时，他多次提到干部要年轻化。1992年2月8日，夜游浦江时，小平同志说，干部培养体制上要后继有人，各个梯次上都要有。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几位上海市委老同志说：“年轻一点的同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的就没有吗？老的也是那样走过来的。要从基层搞起，就后继有人。”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讨就没有停止过，当时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事关上海发展的决策至关重要。不能不发展，但也不能走错路。突破口在哪？
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乘火车回京，在去车站的路上，邓小平对前来送行的朱镕基说：“你们开发、开放浦东我赞成。”坚定的话语里，是信任和期待。有了这“一锤定音”，浦东的开发开放顺利推进。特别是“开放”二字是邓小平特意加上的，不仅是点睛之笔，也蕴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事实证明，开发开放浦东不仅仅对上海的发展、对全国的发展都有帮助，这是国家战略。“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90年后，小平同志每次来上海都要过问浦东的发展，要看一看浦东，他是有浦东情结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这两座由他题字的大桥最能体现他对浦东的情感，1993年底，他登上杨浦大桥，尽管天很冷还飘着雨，他执意要下车在桥上走走，看看浦东的面貌。”
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来上海，2月19日回京那天，他特意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叫上火车，嘱托道：“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邓小平的话，指明了上海这座中国特大型城市的发展方向和他对上海的期待。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上海要抓住机遇，是因为他认为，上海是有特殊品格和素质的，是完全能够抓住机遇的。”接过张励的话，黄金平说：“上海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从工业结构调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到召开世博会、建立自贸区，上海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抓机遇’。”
10年后，再写邓小平，有什么不同？“除了根据《邓小平年谱》对文字进行梳理、修订外，还延伸了2004年之后的内容，增加了更多照片史料，大事记这一块也丰富、充实了不少。”
而记者注意到，与旧版封面的合成照不同，这次的封面特意选了一张历史照片——1992年2月，邓小平在当时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市百一店，从售货员马桂宁手中购买了4盒铅笔和4块橡皮。为什么选择这张照片？黄金平说：“看似普通的照片，背后有深意，因为就是那一年在上海时，小平同志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想想看，这个论断对上海、对中国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啊。”（陆绮雯）
（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