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
（二）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上作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仍然为“文化大革命”歌功颂德，仍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在8月18日党的十一大闭幕会上，他以坚定的口吻向大家讲道：“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
平时不善多语，关键时刻针对问题要害阐述得深入透彻，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会后，全党全国人民对小平同志讲话反响强烈，对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呼声愈来愈高。
重新回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邓小平，感到问题千头万绪，而最重要的是：领导这样一个从十年动乱走出的国家，面临着的不仅仅是恢复经济，更重要的首先是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他考虑得很深很远。
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就直抒胸臆，真诚地向大家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讲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我理解小平同志说的“不能有私心杂念”的真正含义，并感觉到首长接下来的工作不会轻松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对相濡以沫的老伴悄悄道出了心里话：“首长说的‘不能有私心杂念’，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些涉及自家的事。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再难再苦也不在话下了。他所指的是要与江青等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是向他们宣战。”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些事。
早在1973年，小平同志“文革”中第一次复出后，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和后来的改革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称为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整顿工作就大显成效。对此，“四人帮”十分嫉恨邓小平，处处找碴儿挑毛病。只要和小平同志有关的事，他们总要插一脚，横加干涉，无事生非，向毛主席告黑状，说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鉴于此，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上会下，“四人帮”表现得特别活跃，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攻击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
1974年4月，毛泽东主席准备让邓小平带团参加联合国在纽约召开的第六次特别会议。江青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于江青的一再阻止，毛主席回绝了她，说：让邓小平去是我定的，你不要管了。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举行。在这次会议过程中，邓小平与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对这次全国性会议十分重视。他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江青对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工作的成效怀恨在心。9月12日，江青一到昔阳县，就在大寨礼堂接见大寨全体干部、社员，并作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评《水浒》的报告。
江青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
她还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讲话，借《水浒》书中刚上梁山的宋江架空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首领晁盖作比喻，其用意既险恶又明了。她把邓小平比作宋江，公开指责邓小平架空毛泽东。
这次大会由华国锋主持，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邓小平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小平同志在讲话时，会场时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有许多同志激动得在座位上站起来。而江青心怀鬼胎，蓄意捣乱，在一旁总是插话，想通过扰乱会场秩序，给邓小平以难堪。
此时，看到整个会场对邓小平的反响极其热烈，江青憋不住了，竟在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冷言冷语地多次随意插话，还大声吵嚷，提出反对意见。
会议开始时，小平同志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江青则马上扯着大嗓门喊：“内容不一样！”邓小平说：“重要性一样，仅次于七千人大会。”江青喊道：“相当于！”
参加中央组织的这样的大会的，是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领导同志，恐怕谁也没有想到眼前会出现如此的场面。几千人的会场上，一片哑然。
小平同志冷静而平和如初，根本没有正眼去看江青，继续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中国这么多人口，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
小平同志还没讲完这段，江青就喊了一句：“路线才是大问题！”
“吃饭不是大问题，谁不吃饭能干事？”小平同志坚决顶了回去，然后接着讲：“现在，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总的来说，我们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发展速度不能算快。中央要求从现在起，从明年新的五年计划起，速度要比过去快。通过第五个五年计划以后，在20年以内，一步一步更要加快……”
当邓小平讲到“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又马上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这次，邓小平提高嗓音严肃地反驳道：“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值得很好注意呀！”
小平接着又说：“据2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元。”还说：“社员有的还倒欠债。”
“有些债要取消了！”江青气急败坏地嚷着。邓小平随即指出：“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然后接着又说：“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元。这行吗？”
江青仍旧扯着嗓子喊：“8000万人口。”
邓小平毫不退缩：“9000多万啰！”小平一个拖长音调的“啰”字，说得那么自信和淡定。他接着又补充道：“社员收入很少，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
小平的句句反问、字字驳斥，让近四千人的会场时而躁动，时而鸦雀无声。大家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邓小平的铮铮铁骨，也惊讶地看到了江青的丑恶嘴脸。
会议最后，江青不顾议程安排，非要讲话不可。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中央定的，却借题发挥，胡乱指责各省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不重视农业”，叫嚷着“第一书记只来了一个内蒙古的尤太忠。”
邓小平当即指出：“各省市区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接着，江青把话题转到了评《水浒》问题上，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说：“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
会后，江青还要把自己9月12日的讲话录音放给与会者听，并要印发成册让大家学习。对此，华国锋没有正面回答，他请示了毛主席。
毛主席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并批评江青的做法：“放屁，文不对题。”
江青无理取闹，邓小平横眉冷对。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实际上成为邓小平和“四人帮”直接交战的战场。
大寨风波，我亲临了全过程。回忆两年前与“四人帮”的这场激烈抗争，我更加了解了首长的性格，也更清楚首长现在的心思了。我知道，邓小平绝不是那种在原则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无论是“四人帮”的祸国殃民，还是“两个凡是”的狐假虎威，依小平同志秉性，肯定要一如既往地斗争到底，不会有任何畏惧。也因此，我确认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的“不要有私心杂念”就是把自己放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我对首长的斗争勇气和魄力更加钦佩与叹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