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见证
一、打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
《决议》出台的整个过程，也是我们的党不断解放思想、澄清问题、拨乱反正、统一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我们党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同时也显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
《决议》起草的初始阶段，也是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小平同志工作非常繁忙，但是他把这件事作为重中之重，总忘不了要挤出时间，召集有关各方面的老同志座谈。他不仅细致地在理念观点上把关，还要在文章结构、语言文字上切磋和定夺，同时还要安排时间开会、座谈，以求解决许多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从而达到思想统一的目的。
那个时期，中央内部的思想斗争复杂而激烈。每个人由于在“文革”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所受的褒贬不同，对时下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同。其中主要的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等几个问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态势面前，我亲眼见到，小平同志以他非凡的领导指挥才能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排除一切干扰和困难，终于使《决议》顺利完成。邓小平那伟人的风度、横溢的才华、睿智的思维和坦荡豁达的宽广胸怀，在指导《决议》写作的过程中都能让人一览无余，既让人感动，又让人折服。
（二）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当时，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阅并批准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此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也转发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时间得到全国的响应，轰轰烈烈之势不可阻挡。
1978年，遍及全国而又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讨论”与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同志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应该说，选择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实属在政治局势动荡之下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必然之为。林彪叛逃之后，毛主席对邓小平寄予厚望，但是当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他似乎没有精力再培养新的更加称心如意的接班人了。从另一方面而言，推举华国锋也是毛泽东在政局动荡下的明智选择。
因为毛主席在重病缠身之时，仍然清醒地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另外，毛泽东感到慰藉的还在于华国锋“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又老成持重，还是一位新老同志都能接受、团结的人。
华国锋一上任就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明确提出华国锋“两个凡是”的理论。华国锋提出：当前，一方面要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此同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等一些老同志，却不同意继续批邓，力挺邓小平复出。他们向中央提出建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同志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提出：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
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邓小平不好出来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因为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是毛主席批准撤销其党内外职务、留党查看的。
后来，“四人帮”又把“天安门事件”栽赃到邓小平的头上。那是1976年4月4日，北京天安门前自发地聚集了20多万人，开展了以“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为主题的群众活动，在全国影响极大。为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把这次群众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肆意造谣，声称邓小平是“总后台”。
其实，天安门事件之前，邓小平已经被软禁。说邓小平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后台，纯属无中生有，毫无根据。
为了躲避嫌疑，那些日子，邓小平嘱咐自己的儿女们：“谁都不要出去了，都在家里呆着！”并对我说：“张宝忠，你也不要出去了。告诉厨师，没有菜就发豆芽吃，不要到外面买了。”
小平同志就是这样，对于“四人帮”的陷害之事和任何不实之词，不到关键时刻不去争辩。他相信黑白颠倒之事总有再颠倒过来的一天。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那时，小平一家住在北京东城的炒豆胡同。邻居姓王的一家跟我熟悉。看到这个情况，王师傅心里明镜一般清楚。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的整顿，让这位朴素的老工人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但是当邓小平被打倒后，他为邓小平打抱不平。那段时间，王师傅发现总也看不到我的影子了，就时不时地隔着墙头喊“老张”。知道我们都不出门了，王师傅就有时扔过一捆菜来，有时扔过一捆葱来。在邓小平被打倒的“文革”时期，能够做到这样，光有善良之心还不行，须是英雄虎胆。否则，谁愿意沾惹这种政治事件。为此，我真的是很感激这位王姓师傅。多年前，我在路上遇到了已经年迈的王师傅，我们两人欢谈一阵、感慨一番。
1977年5月，在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邓小平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明确表态的信，从理论上批评了“两个凡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错误。
不久，邓小平找到王震、邓力群谈话，指出“两个凡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他还指出：“我提出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面对各方面的呼声，恢复小平同志工作已是大势所趋。但当时的中央领导，还是想让邓小平屈服于“两个凡是”。1977年3月，中央派汪东兴和李鑫两人来到邓小平家，希望他能够对“两个凡是”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样就可以出来工作了。
尽管邓小平知道自己若表了这个态会很快出来工作，但他仍然对来人予以了坚决回绝。他说：“我出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是：明明知道自己即将恢复工作，就尽量躲避矛盾的漩涡。而邓小平不是。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利益，更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他不可能沉默不语。而自己“出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我知道，在原则问题上，这是邓小平的一贯做法，“否则的话，就不是邓小平了。”
终于，在中央大多数老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昨日的“罪人”，此时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没有因为已经恢复职务而有丝毫的矜持、沉默和缓解。他在闭幕会上有针对性地讲道：“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