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见证
一、打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
（一）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时的邓小平进退两难。如果在“决议”中写出实话否定“文革”运动，首先一条就是直接反对毛主席。再者，小平认为当时对“文革”评价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不写出实话，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邓小平所为。
聪明睿智的邓小平对毛主席说了一句十分妥帖的话，婉言拒绝了毛主席：“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974年，也就是“文革”中邓小平第一次恢复工作以后，他全力整顿国民经济，大张旗鼓地治理部分地区的企业罢工、武斗等恶劣现象。于是，“四人帮”就向毛泽东打小报告，诬陷邓小平是“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运动”“搞整顿就是为自己昭雪”等等。
此时的毛泽东忧心忡忡，让邓小平起草一份“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这样一个决议，并要求本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原则来写。可以看出，这既是对邓小平的考验，也是主席想给自己一个安慰。
那时的邓小平进退两难：如果不写，就是直接违背毛主席的意愿；如果写，就不可能按毛主席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原则来写。邓小平一定要在“决议”中写出实话，从而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那同样是和毛主席唱反调，否则，他就不是邓小平了。况且邓小平认为，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时机还不成熟。
此时，聪明睿智的邓小平说了一句十分妥帖的话，婉言拒绝了毛主席：“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这是个既恰当又高明的婉拒之词。小平喻用“桃花源记”的典故，巧妙地提出了自己被逐江西囚禁三年，从而不了解外部情况的实际（即“不知有汉”），并通过反问表示自己非合适人选，又如何来做这篇文章呢（何论魏晋）？如此富有逻辑的一个回答，毛主席无论作何感想，都只能感到无奈而作罢。
当然，刚从江西回到北京，被解放出来的邓小平，之所以能这样对毛主席说，是因为他心里有底，明白毛主席对自己的了解和态度。
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和欣赏邓小平的政治水平和才干。“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虽然两次被打倒，但是无论“四人帮”等人对小平同志如何诬陷，毛泽东两次都把邓小平的问题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在处理上留有余地，并在暗中保护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政治立场、爱惜他的才华。而且邓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泽东自己——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所以，毛主席始终认为邓小平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毛主席还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评论过邓小平。
这一点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事情。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我重新翻阅和学习了党的八大以来的有关文件和资料。
党的八大会议是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那时，邓小平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肩负着会议整体工作的统筹安排。从1955年初，邓小平就开始紧张地投入到八大的筹备工作中。在这一年多的筹备过程中，邓小平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示。特别是邓小平出于对工作有利的考虑，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他也绝不一味地牵和附会。这让毛泽东主席十分赏识。
在一次讨论修改八大文件的原则时，毛主席说：修改文件时，要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
……
于是大家先后发言，都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到邓小平发言时，他指出：刚才主席讲了，要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是，有些文件，比如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个字，凡是有意见的在这个本子上批就可以了。
毛主席一听，感觉这个意见很有道理，表示十分赞成小平的意见，就又补充说道：对，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
1956年8月，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小平当党中央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邓小平说：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历史上，邓小平曾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毛派”的头子第一次被打倒。在“文革”中，江青一伙极力想借此揪出邓小平的历史问题，而毛泽东针对这件事肯定地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文革”当中，邓小平于1974年第一次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评价邓小平：“他呢，有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邓小平的多次评价中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他心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而邓小平也深谙毛主席对他的良苦用心。这也正是邓小平敢于婉言拒绝毛主席让他写“文革”“决议”的重要原因。
“四人帮”被揪出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形势完全不同了，“四人帮”及其余恶已经被打倒，“文革”彻底结束了。邓小平认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说已经迫在眉睫。他要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写作，他要给中国人民一个交待，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并指导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出台。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以明确的词语向中国人民宣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决议》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它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了一个完整的交待。为全中国人民指点迷津。
《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也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胜利完成。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决议》是应运而生。这个过程早已不是鲜为人知的秘密。然而今天，见证我党历史上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任何一个侧面，其意义都是深远而重大的。
《决议》共分八个问题，有3万多字。
仅仅这3万多字，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7年就开始酝酿，到1981年6月出台，整整四年。这四年，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在经历十年重创之后，开始洗涤伤口、重整复兴的艰难过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