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伴君如伴父”
直到小平同志进入晚年，家人逐渐地都把小平同志称为“老爷子”，我也一样，在家中常常用这个称呼。
小平同志不轻易批评工作人员。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只用简单的话语点一下。我在首长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批评过我。对于工作中的小事或细节，如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平同志不但不批评，还会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就像一位父亲教孩子做事一样。
例如：刚开始作警卫时，我接过首长的大衣就随便往胳膊上一搭。小平同志就教我，一边示范一边说：要用双手接衣服，接过衣服后应该先提起衣领，再左右一合，然后再搭在胳膊上，这样
就不会把衣服弄得有褶皱。诸如这类小事和礼仪方面的细节，首长教会了我许多。
小平同志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即使我做错了，他说话也是和蔼的。其实我知道，自己工作中并不是一点缺点没有，只不过小平同志对任何问题都本着一是宽容，二是让你自己觉悟，从不多说。
我记得，首长当面说我只有一次。与其说是“说我”，不如说是纠正。因为那实在算不上是批评，但是却让我记忆尤深。
1974年的一天，邓小平要在下午三点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而我记成了三点半。当时首长家住在海淀区的花园村。下午两点十五分的时候，小平同志问我：“怎么还不走啊，都快到点了？”
我说：“三点半呀，还早点。”
小平同志马上说：“谁说三点半啊，是三点！”我“啊”了一声，立即小跑着去叫车。
一路上，像往常一样，小平同志什么也没说。车子到西单的时候，小平同志看了看表，只轻轻说了一句“总算赶上了”，就再也没提这事了。但是，这倒让我心里内疚了多日。这件事情以后，我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差错。
这件事之所以让我记忆深刻，除了我很少出现类似的差错之外，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对我的工作失误的宽容。这是一种父亲般的宽容，甚至比父亲还要厚道的爱护与宽容。而正是这种宽容的厚爱，让我感觉到的是阵阵亲情般的温暖。这温暖沁入心底，支持着、影响着我对工作的更加努力与细致。渐渐地，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天都相跟相随的这位首长面前，我已经没有了刻板地执行公务的感觉，更多是好像在为自己的父亲做事情、尽孝道。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内在情
感，这种情感已经融入到我日常的思维和行为之中。我甚至已经不满足只负责照顾首长的安全了。我想的、做的，除了首长的安全以外，还有许多是如何让首长工作和生活得更好的事情。
为首长做游泳圈、游泳衣，做手部活动器械，做方便的脚垫、专用读书桌，还有方便起卧的木床等等。至于这些是不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的事情，我从没去考虑。这一切我都做得主动勤快、做得心甘情愿。跟了首长一辈子，老人家待我就像是儿子，哪有为父亲做事还分份内份外的呢？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应该做的吗？况且，能为首长服务好，也是为党和国家做贡献呀！
“知子莫如父。”毕竟是几十年朝夕相处了，可以说，小平同志十分了解我。
1978年，邓小平访问缅甸，随从人员中有位女医生。她从小爱好游泳，在学生时代还获得过女子游泳冠军，泳技相当不错。
有一天，这位医生刚游泳回来，正好遇到小平同志在散步，就问：“首长，您说我和张宝忠谁游泳游得好？”
小平同志对我的游泳技术当然是十分了解的。我随首长年年到北戴河，只要是首长游泳，肯定要有我保驾护航的。但是并不知道这个医生得过游泳冠军的历史，就笑着说：“可能张宝忠游得好些。”
听首长这么一说，我俩都笑了。我这才把这位医生曾获得过游泳冠军的事告诉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高兴地笑着说：“是啊？了不起呀！”“文革”结束以后，中央警卫局规定，小平同志外出，要在他车的前后各配一辆警卫车。对于这一点，小平同志并不赞成。几十年的工作中，小平外出从来注重轻车简从，反对铺张浪费、华而
不实的排场。所以，他对我说过几次：“前面的车（前卫车）就不要了吧。”但是为了安全，我时常要向老人说明警卫局的有关规定。我说：“这是警卫局规定的，为了保证时间和安全，还是应该有‘前卫车’的。”听我这么说，老人家就不说话了。我知道，首长不说话，并不是表示他同意了，而是并不情愿，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想，不能让老首长这么不高兴啊，后来我们就把“前卫车”暂时取消了，只留下了“后卫车”。
有一次，小平同志要到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外宾。从景山后街、景山西街再到北长街，车子走到南长街正要向西拐弯上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抛锚了。除了让首长连同工作人员全部都坐到后面的车上，暂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在车里，我笑着对小平同志说：“老爷子您看，现在只有一辆车跟着，如果再出现问题就没辄了，非耽误事不可！”
看到眼前的情况，小平还是什么也没说。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一次，小平同志就真像个老小孩似的，看着我点点头说：“好吧，还照你们的规定办吧。”
小平同志是个真诚坦荡的人，即使在下属面前也是同样如此。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势态，让整个社会乱作一团。连中南海都出现了造反派、贴满了大字报，一下子让我搞不明白了。有一天，在党小组会上我对小平同志说：“首长，这么大的运动，您怎么事先也不和我们打个招呼呢？”
小平同志态度十分平和地对我们说：“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听首长这么一说，我知道这事情复杂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个大运动。
后来，我觉得当时不该这么直截了当地问首
长。这是不是让首长作难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问一答，让我在迷茫而又异常的政治氛围中感受到了信任和温暖。这是部下与首长的对话？还是父与子的交流？无论是那个特定的年代还是在今天，我都会感受到其中那不同寻常的感情色彩与无间的关系。我不能不被那种由衷的信任所折服，所感动。更何况，小平同志正处于灾难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的岌岌可危之时，对于自己的部下，他完全可以无可奉告或缄口不言。然而，同样也是情不自禁，小平同志对我毫不遮掩、推心置腹，道出了在那个年代不可轻易出口的心声。
小平同志就是这样，平日不多说话，即使说，话也不多，但流露出来的都是真情实感。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1月7日，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11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与会的全体同志。他对大家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谈话结束后，小平同志从大会堂径直回家。在车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我说：“张宝忠，这回退休了，我就可以到百货大楼去转转啦！你安排一下。”
听得出来首长心里的高兴劲。退休回家是小平的心愿，当7日那天他听到全会顺利通过他的请求退休的报告后，两天以来他一直显得轻松愉快。我也为首长高兴。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操劳了一生的首长，终于可以踏实地休息养老了。
于是我也爽快地回答首长：“好哇！我去联系。我找百发副市长（张百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商量一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