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恪尽职守
（四）十年“文革”甘当“保皇派”
“文革”中，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受害者，一些人在动乱年代的冲动最终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一些当初的造反派，最后也进了学习班或者干校。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扭曲而残酷的年代，哪怕是流露出一点点理智与仁慈，无疑都是人性光辉的伟大展示，值得让人们感激和记忆一生。因为，那一点点善良之为，很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以至生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整整十年。这是一场误国殃民的十年动乱，它坑害了几代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惊恐、忧郁、愤怒、彷徨而又无奈的状态下。人们身边到处是批判会、辩论会；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武斗流血事件随时可见；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老师、校长被剃了光头批斗；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戴着红袖章、喊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共和国的领袖被批斗，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无辜地揪出来示众。我们这个曾经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获得解放才十几年的国家，重新又陷入了千疮百孔之中。没有经历过那场运动的后人们，常常对那个年代的中国政治不可思议。而凡是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今日想来都毛骨悚然。那是一个顺者昌逆者亡的年代。在那个长达十年的混乱时期，人民群众整日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要是再摊上点说不清的现行问题，就非得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
我亲历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年底，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了。那时，最高指示一发表人们都要上街去游行欢呼。中办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我熟悉的同志在喊口号时，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反了，他把“打倒”喊成了“保卫”。当时，他本人一下子都傻了。事后为了表达自己是个知错必改的人，这位同志向组织诚恳地交待了“现行”。其实他不主动去交待，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事，即使是有些人听到了，也会善意地表示理解，并没有人去举报他，毕竟还是好人多。他不打自招，完全是被吓的，总想着会“坦白从宽”。对这么明显的“现行问题”，公安局绝不会等闲视之，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拘留所呆了一个月以后，他正式被逮捕了。
“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其多也！那个年代人人都想表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革命运动的虔诚，谁还敢倒行逆施呢？
我平时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但是在如何对待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这个问题上，我从没有犹豫过。只要是为了首长的事，为了首长一家人好，我都敢作敢为。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满了各式简易地震棚。地震当天夜里北京正下大雨，人们只好用几根木桩搭上块塑料布，临时遮风挡雨。过了些日子，余震还是时有发生。唐山地震的惨烈让人们更是心有余悸，所以，从单位到各家，都做了长期准备，开始修建质量较稳固的抗震棚。许多单位都发给职工搭建抗震棚的材料。
地震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小平被软禁在宽街的家里接受审查。我已调离小平身边。上级派了中办的李维信同志“照顾”
邓小平，实际上就是让李维信“监视”邓小平一家。
地震后的北京城，几乎家家都在室外搭建地震棚，搬到外面居住。而邓小平家什么材料也没有，一大家子人只有一个塑料布支起来的棚子。李维信与我是老熟人了，有一天他找到我说：“小平家只有一个塑料布搭的地震棚，他家人多不够用。可是我不太敢跟上级说……”
听到小平家人的现状，我心里挺着急，又看出李维信的难言之隐，就说：“你去找东方（中南海警卫处的同事），让东方请示上级，能不能搞个帐蓬来。就说我说的。这么一大家子人，不管怎么行，总不能让家里人没地方躲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与李维信同在一个科室工作过，是老同事了。此时我真想埋怨李维信几句：这事有什么不敢说的？怕什么？但转念一想，这年月可以理解，就又憋回去了。
第二天，李维信高兴地找到我说：“我跟东方说了，今天就会有人拿着东西到小平家，支起两个帆布帐蓬。”
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了。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专案组的人来找我调查，询问当初李维信“监视”邓小平时的表现——是不是替“四人帮”做了什么事。
我对来人说：“李维信在抗震棚这件事上，及时向上级汇报，为小平家解决了困难，他表现是很好的。”
为此，我还特意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后来，李维信不仅没有再接受审查，还提升了职务。
2012年，我与李维信巧遇路边，共同回忆起这难忘的一页。
李维信说：“真是感谢你的公道。同时也看到你对邓小平首长的忠诚不二和敢作敢为的品质……”他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我知道，最终还是李维信的反映起了作用，缓解了首长一家在地震时期的困难。如果李维信没有去反映这个问题，那两个帐蓬至少不会到得那么快。所以，我别的没说什么，只幽默地对老同事说了一句：“也感谢狗熊！”
因为从早年李维信就有个绰号——“黑瞎子”。为了表示真心感谢，我才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坚定地站在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后，这不能不说是“倒行逆施”。我不是不知道“文革”整人的厉害，我也有家眷孩子，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我不想违背自己的诺言，不想昧着良心伤害自己的首长邓小平。只要组织上没有把自己调走，就应该为小平同志服务，行使我的职责。这一点，与其说是我的性格使然，不如更准确地说，是我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成为跟随邓小平四十多年的幸运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