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担任的职务各种各样。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邓小平曾担任过的瑞金县委书记一职，这对二十七八岁的小平同志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邓小平在主政瑞金的实践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施了一系列顺民意得民心的举措，创造性地解决了不少艰难复杂的问题，使瑞金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生产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邓小平在瑞金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中共赣东特委的表扬，也得到党中央的赞赏。
纠正肃反扩大化
1931年8月，邓小平奉党中央之命，沿着上海至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来到赣南，到了瑞金。此时的瑞金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中央苏区从1930年上半年起，即在赣西南地区首先开始“肃反”，大规模整肃“社党”“AB团”。时任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等人，是这次“肃反”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大打“社党”，滥杀无辜，使瑞金全县城乡处在一片慌乱和恐惧之中。瑞金苏区干部群众的斗争情绪跌落到一个极低的“冰点”，有些区委、区苏政府，竟一度瘫痪，无人负责。
邓小平到达瑞金后，立即与刚刚进驻这个县的中共赣东特委接上头。这时，特委书记谢维俊已经知悉李添富胡作非为，感到事态非常严重。谢维俊和邓小平紧急召开会议，研究磋商，想方设法迅速遏止瑞金乱肃“社党”的错误。在谢唯俊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与金维映、金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瑞金城乡调查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为方便起见，他们起初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
9月底，他们从乡下回到县城，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采取果断措施，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向大家讲解肃反的真正意义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号召党员活动分子大胆起来揭发瑞金县肃反中的错误问题。随后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说明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肃反委员会）没有掌握政策造成的，并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予以拘捕。在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审和处决了李添富。随后，邓小平亮出自己县委书记的真实身份，代表县委在大会上宣布了三条决定：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被关押的300多名无辜者幸免于难。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称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由于肃反扩大化得到及时而彻底的纠正，瑞金全县的政局得到迅速稳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起来。紧接着邓小平又以果断的工作作风，狠抓瑞金县的各项建设工作，瑞金呈现一片大好形势。
筹办“开国盛典”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提议，为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和对红军的领导，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反“围剿”战争的频繁，“一苏大会”几度延期。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占领了21个县城，10月间开通了瑞金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苏区中央局最后决定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县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把瑞金定为首都。
1931年9月末的瑞金，秋风送爽。邓小平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等前来瑞金部署“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后，便与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一起前往迎接。晚上，他们召开会议研究具体安排。邓小平汇报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瑞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这次大会在瑞金顺利召开。”毛泽东赞扬邓小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就稳定了全县局势。
根据毛泽东“要选择一个便于隐蔽、便于疏散的会场，以防敌机空袭骚扰”的指示，邓小平带着县里几个领导人在叶坪一带转了半天，最后被西面一片茂密林地所吸引。这里中间有一块开阔地，靠南面有一座谢氏大祠堂，只要略加修整，便可用作“一苏大会”活动场所，开展阅兵典礼和军民联欢。
邓小平等人看准后，便紧锣密鼓地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为了避免敌人干扰，防止敌机轰炸，邓小平找到王稼祥，请他向福建长汀县委提出要求，在那里布置一个假的“一苏大会”会场。与此同时，邓小平部署各区乡紧急行动起来，动员人民努力增加生产，保障大会供给，掀起一个向大会奉献厚礼的竞赛热潮。
1931年11月7日清晨，阳光灿烂。庆祝“一苏大会”开幕的红军阅兵典礼在万人广场隆重举行。号角声、锣鼓声、鞭炮声一齐震响。毛泽东亲自升旗，朱德在检阅中带领大家高呼口号。8时许，典礼圆满结束。邓小平按预定方案，指挥大家向四处疏散。片刻，几架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城低空飞来，盘旋一周，未找到目标，就盲目扔下数枚炸弹，飞向长汀。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因陋就简地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便一直忙于准备大会的各种文件。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在11月20日大会闭幕前，先后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更名为“瑞京”，直属中央领导。从此，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成为党政军群的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瑞金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个首都，时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也自然成为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
大抓各项建设
邓小平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党的书记，感到非常喜悦，也感到工作压力巨大。连日来，他起早摸黑，日夜操劳，把各方面的工作考虑得很周全，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
邓小平到达瑞金后，正值苏区开展第二次分田运动。他便带领工作组下乡蹲点，挨家挨户走访，逐块田地察看，重新丈量土地，把没收地主的田按肥瘦和水源好坏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动力标准重新划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并留出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收益归公，用于优待红军家属及救济灾荒。通过复查分田，许多农民激动万分，纷纷说：“这回我们才算真正翻了身。”
由于肃反扩大化的影响，瑞金干部奇缺，邓小平就举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亲自讲课，用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教导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很快培训出一大批优秀干部。邓小平还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各项建设：一是大力发展劳动互助队、积肥突击队、妇女耕田队，克服耕牛、农具、种子不足的困难，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栽种果树；二是恢复和发展造纸、烟叶、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生产，相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等；三是建立犁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供应军民油盐布匹等日常用品，利用土特产开展对外贸易，从而繁荣了苏区经济，保证了革命战争和中央机关、人民生活的需要。
与贪污腐化作斗争
邓小平身为“京都”书记，一身清廉，处处作出表率，使清正廉洁成为红都风尚。
当时，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粮食极为紧张，邓小平一面号召全县干部节省口粮，支援前方，一面带头节衣缩食，每月至少节省8斤口粮，有时多达15斤，与群众同甘共苦。邓小平从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下乡吃饭跟大家一样，一人一菜，喜欢蹲在板凳上吃。他吃红薯不剥皮，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对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下决心要涤荡这些污泥浊水。1932年5月，他根据群众举报，查清了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结交黑势力，滥用职权压迫群众，索要财物，打牌酗酒，调戏并强奸多名妇女，还将一封装有子弹头的信塞进工农检察部的门缝里进行威胁。针对这种严重犯罪案件，邓小平立即进行了严查，并及时上报中央最高法庭批准，迅速捉拿公审，执行枪决。
又如钻进革命队伍、窃取叶坪乡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将自己的妻子卖给一个“老光棍”后，一面和地主的小老婆混在一起，一面多次诱奸一位贫农的妻子，并指使人将那位贫农秘密杀害。同时，群众检举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手饰、100多斤食盐和数件衣物拿回家里，并偷窃公家3000斤大米卖给米商。邓小平得知上述情况后怒不可遏，马上召开会议，厉声说：“我们苏维埃政权才建立几个月，就有干部如此腐化堕落，贪赃枉法，叫人民怎么相信政府?共产党不清除腐败，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的天职!”他责成县苏维埃裁判部迅速报告中央。1932年5月9日，经中央最高法庭核准，将谢步升公审处决。通过处理这两个典型案例，各级组织受到极大震撼，瑞金的反腐倡廉工作出现了良好的气象。
尽管邓小平主政瑞金的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努力，苏维埃红色首都的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面耀眼的旗帜。（记者 赵大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