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恪尽职守
（四）十年“文革”甘当“保皇派”
我又打。电话是张耀祠的秘书接的，跟前面的电话如出一辙，只听电话中远处的声音在说：“就说我不在。”
我对造反派说：“他们都不在。”
这时，一个年轻的造反派拿起电话，拨通了戚本禹（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电话，说：“汪东兴和张耀祠都不在呀！我们怎么办？”
只听电话那头的声音挺大，我清楚地听到：“那你们就回来吧！”
这些造反派们犹豫了一下只好怏怏而回。我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庆幸小平同志躲过一劫！
有一次，造反派给我设了一个圈套，等到事情发生后我才明白上当了。
1967年7月，中办的造反派们要在怀仁堂组织批斗邓小平的大会。会前，造反派的头头找到我，让我主持这次批斗大会。对方看我一直愣在那，像是没听明白，就说：“你就宣布一下开会和散会就行了。”
我一头雾水：自己被称为“黑帮的走狗”，还能主持批斗会吗？这真是可笑至极！便问道：“为什么让我主持啊？”
造反派说：“让你主持就主持，别费话！”
不到二、三分钟的时间，小平同志被带上了会场。曾经一直跟随邓小平、习惯站在首长身后的我，今天则站在小平同志的前边，主持批判他的大会，我这心里既是莫名其妙，又是五味杂陈。
批斗会一结束，我就往小平同志的家里奔。一进门，我就愣住了——邓小平的家被抄了。猛然间，我恍然大悟。让我主持会场的真正目的，就是怕我抽身跑回去阻挡他们。
小平同志的办公室、会客室等等全被抄了。据说，造反派在小平家翻了半天并没有收获。一些人还扫兴地说：连个笔记本都没有，这总书记是怎么当的？
他们不了解邓小平这位总书记。小平同志平时的工作习惯他们并不清楚。这正是邓小平几十年来不同于别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极少作笔记。
多少年来，一般情况下，小平同志在工作中基本不作笔记。如果准备日后做报告，会前几天，小平常常会闭目养神般地靠在沙发上，桌子上放上几张纸、一支笔。他闭着眼在那儿想，时而就会起来在纸上记几个字，再闭眼思考一会儿。他在纸上写的东西，也就是一些提纲挈领的
个别字词，或者是一些数字，整个思路都在他脑子里。如果纸上记的不多，他就在开会之前往口袋里一放。如若纸上的东西记得多了点，就会把纸给我，让我先拿好，开会时递给他就行。
邓小平的记忆力十分好，不仅逻辑思维能力强，而且思维敏捷。通常在开会时，即使纸条放在桌子上，他在讲话时也看得不多，只是必要时看上两眼。有时，纸条放在讲台上就一直没有看过。
即便是很长很重要的报告或讲话，小平写的提纲也是既简练又清晰。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对于挣脱“文革”束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全中国人民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最初，他的提纲也只写在了三张白纸上。
邓小平的另一个工作习惯就是，用过的字条基本不保留。
我读过一篇史实资料，说小平的这种独特的工作方法，跟他在战争年代的工作需要不无关系。据记载，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大肆抓捕共产党人。为了不给敌人留下把柄，邓小平尽量用脑子记东西，如果有材料，就用完后及时清理掉。
有关史料还介绍了小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日渐养成了讲话简明扼要、主题鲜明、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思维能力。而这种语言能力，与他不多作笔记既相吻合又相得益彰。
小平这个删繁就简的工作习惯，来抄家的造反派们并不了解，因此他们白忙乎了半天，一
无所获，失望而归。难怪他们搞不明白：党的总书记居然没有一个笔记本！
“文革”时期造反派抄家是常事，人们听得多了，也不觉得稀奇。刘少奇的家就是此前被抄的。但是，当亲眼看到自己首长的家被抄的时候，职业的本能让我感到的首先是内疚，尽管我知道“文革”时期谁也不敢跟造反派抗衡，但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首长，没有及早识破造反派的诡计。那天，我站在东西散乱一地的小平同志的办公室里，心里很难过。
刘少奇被揪出来不久，小平同志的家也被监视起来，1967年7月31日，警卫局通知炊事员不能给首长做饭了。知道家中没有人做饭了，第二天，我就一大早来到厨房做饭。刚到厨房捅了火，小平同志也进了厨房，看到我在这里，就说：“你先帮我把火捅开。”
我说：“火已经捅开了，首长。”接着小平又问：“米在哪里？”
看到小平同志在厨房跟自己一起忙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我赶紧过去把炊具从首长手中拿过来。小平同志并没有多说什么，任凭我忙活着，因为首长并没有把我当作外人。
我只帮助首长做了这一顿早饭，还不到中午的时候，就被通知隔离了。这一天是1967年8月1日。
8月1日上午，我被隔离审查，地点在北京西单附近红庙胡同的“中办学习班”，从此也就不能回家了。8月5日，在学习班的电视里，我还看到了批斗会那天造反派冲击邓小平家的画面。
在学习班中，被隔离审查的人们每天都要写检查，由造反派们监督着，有时还要召开批判会。我看到，在造反派的队伍里，有几个是曾经冲击过邓小平家的人。我并没想纠结过去的事，当然，我的身份也不允许与他们理论。
有一天，其中的一位造反派突然肚子疼，于是大家让他吃止疼药，反复吃了几次后，疼痛仍不止。看到这情景，我猜测会不会是盲肠炎呢？但是对这个曾经冲击过邓小平家的造反派我很没有好感，不想理他们。过了一会儿，他的病情愈加厉害了。我想，还是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多做善事为好。想到这些，我就对周围的人说：我看别总吃止痛片了，还是到医院看看吧，会不会是盲肠炎啊？对于我的提醒，造反派们一开始并没有理会。后来，我看到病人痛苦的样子，就对旁边一位叫王振瑞的同志说了一遍。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止痛片都不管事，肯定是有问题呀！于是大家立即把病人送到北大一院，诊断结果还真是盲肠炎。医生说已经很危险了，再过半小时就穿孔了。
时过境迁，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年的一天，我在北海散步，遇到了这位曾患盲肠炎的同志。不管过去怎么样，我们还是一见如故。
我问：“你知道当初是谁提议把你送医院的吗？”
对方回答说：“我知道当年是你救了我。”
话只说到这里，我并没有再接着细说当年造反派冲击邓小平家的那点事。
无独有偶，巧事连连。之后不久的一次当年在干校的老同志聚会，我俩再次相遇，大家又提起此事。这时我才说：“我当时在想，虽然你们造反派去冲小平同志的家了，但是最终没有冲进去，你们还是走了，使首长躲过一劫。所以我也没有失职，这也是你们帮了我呀。我记得当时是你叫另一个人给戚本禹打的电话，他让你们撤回去的嘛。所以，最终我心里还是感谢你们的。”
一番话，让大家回忆起当年岁月。席间，众人诸多感慨，不少人扼腕拭泪。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