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初期到二野解放大西南，我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13年，算得上是他的老部下。战争年代，战事频繁，部队驻地分散，流动性大，去上面开会也不多，我和小平同志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从小平同志那里受到的教育很大，感受也很多。在十几年的战争环境中，小平同志给我教育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小平同志非常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毛主席的集中统一领导。他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得非常坚决。他经常教育干部，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即使一时不理解，也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既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又要坚持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党外认识并不是一致的，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些人主张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小平同志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来做好工作，经常教育我们要警惕国民党口头上讲和平、实际上搞阴谋的两面政策。当时我们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朱怀冰、张荫梧、石友三这些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这些军队驻在太行山周围，经常制造摩擦。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要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又要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同他们进行斗争。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带领我们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当时，我们同朱怀冰、张荫梧、石友三、阎锡山有来有往，表面上还能过得去，关系没有破裂。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阴谋诡计都被我们揭穿了，到最后，通过斗争把他们消灭掉。那时候，我在太行一分区当司令，这些斗争都亲自经历过。
在发动群众的问题上，当时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发动群众就必然要刺激到国民党的旧政府。有人害怕这样会影响统一战线，不主张发动群众。小平同志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方针，放手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赶走了军阀的那些县长，使群众得到了解放。
抗日战争初期，我和赖际发领导秦赖支队在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主要在山西的榆次、太谷、寿阳、平定、和顺、辽县、昔阳、榆社一带活动。支队成立时，129师教导团只拨给我们一个排共30多人，不到两年时间，支队就发展到5000多人，如果不发动群众，人从哪里来？谁来参加我们的军队？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大量南逃，老百姓眼看自己就要当亡国奴了，无依无靠。这时，八路军来了，群众一经发动，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的，便自觉拥护我们。我们依靠群众，才能够站得住脚，才能有基础。
从129师到二野，部队发展是很顺利的，内部是非常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中统一、纪律严格、相互信任，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小平同志在1989年11月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说：“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直到现在，我对当时的那些过程、那些场面、那些情景还记忆犹新，小平同志怎么讲的，怎么做的，在我脑子里还非常清楚，给我的启示、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点：小平同志一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友邻。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快到冬天了，干部战士还没有棉衣。敌情也很严重，加上过黄泛区时，重装备带不走，只能都丢了，到了大别山区以后，只有轻武器，没有一点重武器。中央看到大别山这样困难，准备派部队给大别山运送物资。刘邓首长知道后，主动建议中央不要支援，说这样支援的代价太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号召部队多打胜仗，勇于啃硬骨头。他说，我们在这里啃骨头，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可以开始吃肉，打胜仗。我们的骨头啃得越硬，兄弟部队打胜仗就越多，胜利就来得越快。这是非常生动、非常有趣的比喻，也非常有说服力。就这样，我们挺过来了，战胜了敌人，战胜了自然困难，团结了大别山的人民，在大别山地区站稳了脚跟。事情的最后结局完全按照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实现了，所以他的威信很高。
在解放南京、上海以后，中央曾考虑要二野留在华东。刘邓首长知道这件事后，主动向中央建议，让别的部队留在上海、南京，二野向西南进军。这一来，二野的同志有点扫兴，因为当时部队都进行了教育，谁驻南京，谁驻上海，也都知道。但刘邓首长这个做法，是顾大局，挑重担，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友邻。中央非常满意。当时西南地区还有国民党军几十万人，进军西南要在路上走几个月，行军打仗完全靠两条腿，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刘邓首长从全局、从有利于团结出发，把进军西南的任务主动要了过来，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第三点：小平同志看问题高瞻远瞩，有预见性。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的时候，小平同志就经常教育干部要跟国民党的两面政策作斗争，一方面要联合国民党抗日，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要提高警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利用国共谈判的时间调整部署、调动军队，妄图抢占地盘。当时有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以为抗战胜利了，可以过和平日子了，或者认为既然国共合作嘛，和平好像有希望，从而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
和平麻痹思想在太行山后方也很严重。前面正在打仗，可是刚刚解放的焦作、博爱这些城市，一些人却在请客呀、跳舞呀、结婚呀，战士里头就有议论，说“前方是热油浇心，后方是东吴招亲”，说怪话呗。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得非常深。为了消除大家的和平麻痹思想，刘邓首长在中央局的机关驻地(那个时候在河北邯郸)组织了一个集训班。参加集训班的都是大军区和纵队的司令、政委、参谋长，我也参加了。集训的内容就是介绍当时的形势，教育大家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消除幻想、准备战争，同时组织高级干部搞实弹射击。刘帅带头，第一个卧在地上射击。刘邓首长用集训的办法来教育高级干部，统一大家的思想，这些人的认识统一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好办了。那次集训在太行、冀南影响不小，后方的地方干部也受到了教育，认识到了和平麻痹思想的危害。
我觉得刘邓首长这个措施非常有远见，确实是高瞻远瞩。
第四点：从严治军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小平同志使用干部完全是按照德才标准，从不搞拉拉扯扯或者用人唯亲。小平同志很重视看干部的政策观念、组织纪律性、能不能团结人、战斗作风好不好。不管一方面军的也好，四方面军的也好，符合德才标准的，他就任用，不符合德才标准的，他就不任用。在跟随他北征南战的十几年里，我从来没有见到小平同志任用干部有亲疏之分。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对干部都是一视同仁。比如二野发展起来后，要成立五兵团，五兵团的司令让谁当呢？当时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某纵队司令，另一个是杨勇。这两个人中，某纵队司令在作战、指挥方面比较突出，但他不大善于团结同志；杨勇在作战指挥方面不一定比那位纵队司令强多少，但是他比较大度，能团结人，考虑问题比较老练。当时就用了杨勇。听说小平同志跟那位纵队司令谈话时说，你作战勇敢，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强，有战功。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善于团结同志。作为一个兵团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杨勇比你合适。小平同志既肯定了一个人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弱点，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
小平同志善于抓典型。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纵队打下郑州后，纵队后勤部长去当地铁路局(国民党时期的)借汽车，与对方发生了争执。铁路局告到了上面。这位后勤部长一贯表现不错，工作很负责，但小平同志硬是坚持撤销了他的职务。小平同志说：什么借？你是胜利之师，这是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小平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中央有一个规定，要求解放中小城市时，进入城市的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城市纪律。这位部长恰巧在刚进城的时候就犯了纪律，不从严处理不足以教育大家。就这样，车子交给地方，部长撤职，从那以后再进城时谁敢犯纪律啊!小平同志严就严在枪打出头鸟，“打”一儆百，处理这么一个，就使很多人避免犯错误。
那时我在郑州城里当警备司令。我喜欢看豫剧，一天晚上，我到豫剧院看戏去了。小平同志给我打电话，我不在。这件事在二野所属部队进行了通报批评。这样，别的人也就不敢了，他这样处理问题，就能处理一个人，教育一大片。小平同志看问题很尖锐，可以说一针见血，处理问题又十分严肃，毫不含糊。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抓住了就从严处理。这样做教育意义大，叫大家有点害怕，这本身就是一种威力。他并不骂人，也不训人，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不管对谁，都是铁面无私。小平同志有一个观点，就是严才能培养人才，严才能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严才能出战斗力。
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后期出来工作时，针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抓整顿。他对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抓整顿，走群众路线。他的厉害就在这里。他既抓典型，枪打出头鸟，又抓普遍性的问题，教育大家。
小平同志确实是很有威严的。我认为，这种威严是在长时间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我们这些部属们从长期的实践中亲身感受到他的恢宏胆略、领导艺术和人格力量。无论他讲话或办事，都非常让人服气，无论他处理什么问题，最后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说，凡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都从心里尊敬他，信服他，相信按他的话去做，一定对党的事业有利，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小平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小平同志虽然在战争年代一直担任政委，但是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坚定威严的统帅。能在他领导下工作，受他的言传身教，我感到是很幸运的。（秦基伟）
（摘自《党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