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恪尽职守
（四）十年“文革”甘当“保皇派”
“文革”十年，我是公认的“保皇派”和“看家狗”，但我始终不后悔，无论别人如何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少奇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很快，邓小平被称为继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党内走资派。
作为邓小平身边的警卫人员，我没有对小平同志有任何的怀疑。“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66年开始就如火如荼，上至中央下至地方，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揪出各级组织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这点上，依据我对小平同志十几年的了解，坚信自己的首长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小平同志始终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如我后来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打倒走资派谁都要喊，但是作为我们，自己的首长到底是不是走资派，心里要有数。”
我认为自己对首长是了解的，心里是有数的：我们党的历史明确记载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平同志在广西领导武装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率领部队英勇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同志深入大别山，领导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解放了上海、南京及东南各省，然后又率部队进军大西南，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壮举。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都是历史公认的。
解放后，小平同志在主持西南地区工作期间，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恢复；1952年，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参与了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的斗争中贡献卓著。小平同志的这些经历，也是我党人人皆知的。
从1954年开始，我就跟随着小平同志，亲眼目睹了首长作为党的总书记，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夜以继日的工作着。小平同志党性很强，有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无论是政治立场、工作作风，还是工作能力与聪明才智，都让人无可指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邓小平曾和毛泽东主席一道直接参与制订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大加赞赏。这一切，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和承认小平同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况且，十几年来的相处，我对邓小平首长有了深厚的感情。小平同志平日话少，但慈祥如父。我在小平同志的家里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温暖。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处处关心爱护。刚到邓小平家时，我每天早上要到中南海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卓琳同志很支持我。卓琳同志曾是北京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她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具备较强的政治思想水平。所以，在解放初期的那段学习期间，卓琳同志还经常帮助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卓琳同志耐心地给我讲。当听我说“是党和毛主席把自己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只有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的话时，卓琳同志谆谆细语对我笑着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对的，仅仅有报恩的思想是不够的，要有远大的理想，要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还要为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啊！
卓琳同志的话让我心胸豁然开朗，人生观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决心要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全人类解放而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远大理想，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报恩思想上。从那时起，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自己的历史责任更重大了，内心充满了兴奋和对卓琳同志的感激之情。
这一切，让我这个从小就失去父母之爱的人，感觉在首长家中就像生活在自己父母身边一样地温暖。因此我相信，小平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好领导、好干部，他不可能是什么“走资派”。
因此，我决心不管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什么程度，只要我的岗位在，就要履行好自己的警卫职责，保卫好首长的安全。这才是自己不变的使命。
邓小平被定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我就被造反派封为忠实的“看家狗”和“保皇派”。那个时候，造反派们只要见了我就冲着我叫“看家狗”。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动摇过，始终无怨无悔。
虽然我改变不了小平同志的命运，但起码可以抵挡一些风雨和污尘。处在老一代革命家随时都有被揪出来的形势下，作为首长的贴身警卫，我对自己的职责不仅丝毫没有松懈，而且更加警觉起来。
当我知道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遭绑架的时候，我提高了警惕，从此对小平同志的护卫格外细心。平日里，我每天陪小平同志去看大字报，只要一出家门，我就跟在小平身后，前后左右格外小心。有时，小平同志看的时间长了些，我就悄悄上前催促首长快回家去。那个时期，常常有人指着我的后背，叫我“保皇派”、黑司令部的“看家狗”。但是，不管谁说什么，我都佯装浑然不觉，仍旧紧紧地跟在小平身后，细心地保护着首长安全。我的宗旨就是：只要不轰我走，就要认真履行保卫首长的职责。
有一天，我又随首长去看大字报。看了一会，发现几个人围着一张“海报”在看，首长走过去一看，内容是“让邓小平下午五点钟来此地看大字报”的一个通知。
这时，小平向我这边侧了一下身体低声地问：“要出来吗？”
“不要出来，他们就是要围攻你！”没有多想，我语气肯定地在首长耳边回答着。
回到家中，刚一进门，小平就说了一句“二杆子！”
我知道，首长是在批评自己说话不注意场合，更明白这是为自己好。在那个政治空气充斥在每一个角落和缝隙的日子里，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或者招来不白之冤。首长问我的时候，我别的没想，想的就是自己怎样保护好首长，千万不能出现安全问题。
平时，我时常嘱咐首长的小儿子邓质方（小名飞飞）不要轻易离开家门。那时候，小平同志的其他儿女有的被关禁闭，有的被扣押在学校，家中只留下小平、卓琳夫妇以及小儿子和小平同志的继母几个人。飞飞年龄小，我担心他溜出去，让造反派们抓住机会，所以，我就常常叫住小飞飞，拉着他在家里打乒乓球，不让他出去。
从邓小平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的时候起，一直到1967年8月1日我到中办学习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回到家中过夜睡觉，总担心晚上首长家的安全，就住在办公室里，离首长近些。
1967年7月的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击了刘少奇的家以后，又直奔小平同志的家来，我赶紧跑过去拦住，不让他们进。我定睛一看，来的这些人中，竟然还有一个是警卫局的副局长，也在造反派里面站着。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造反派问我：“为什么不让进家？”
我说：“有规定，进首长的家得汪东兴同志同意才可以。”
于是，一个造反派拿起电话让我给汪东兴（时任中办主任）打。电话接通后，是汪东兴夫人接的，问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张宝忠。”
这时，我听到电话那边好像是汪东兴对他夫人讲话“……就说我不在。”
因为电话那边的声音比较大，我听得很清楚。
一会儿，汪东兴的夫人就告诉我说：“他不在呀！”
我放下电话，对造反派们说：“汪东兴不在。”
“那就给中办副主任张耀祠打！”造反派命令着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