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很理解我的工作。从此以后的几十年，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用行动默默支持着我的工作。
作为领导人身边的警卫人员，平时经常要随着首长到全国各地考察，或者到国外访问。“文革”之前主要是在国内考察，“文革”后离开北京的时候更多一些。那时候，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有的事，加上“文革”中在江西“五七”干校改造了五六年，几十年来，我在家呆的时间很少。
在首长身边工作，就不能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和休息日的概念。我也从来不去想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是星期天。平时的晚上和周六、周日，常常要陪着首长活动。有急事，就找人替一下。
小平同志年过八十以后，我开始时常住在办公室里。在小平同志家住北京西城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的时期，尽管我的家也住在院子里，与首长的家只有一墙之隔，但是仍然经常住在办公室里，只是偶尔抽空回家看看。我想的是：首长年龄大了，万一半夜有点什么事，我住在办公室还是比家里近。有时候几分钟就有可能出大事啊，耽误不得！
工作经验告诉我：关键时刻，时间就是生命。“文革”之前，有一次陪首长在重庆观看坦克表演时，别说几分钟，那只是一刹那、一眨眼的功夫，如若我晚了几分之一秒的话，首长的安全就会出现大问题。
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孩子小的时候，她要把孩子带到单位的哺儿室，冬天时天不亮就得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两头不见太阳。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条件比不得现在，没有煤气，火炉封不好就会灭，就得重新生火做饭。她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主持家务，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一般情况从不打扰我。而我也习惯了家中一切事由妻子料理。后来，妻子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了，索性就把已经70多岁的老祖母从东北接到北京，替我们照顾孩子，做些家务。一直到两个女儿长大成人，我基本上没有管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我的家被迁出中南海，我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看家狗”，孩子们自然也受到牵连。大女儿不到十四岁就被迫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插队劳动，直到1975年后才回到城市里找到工作。
“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我被送到江西劳动改造，一走就是五六年。
1971年，我从江西干校第一次回家探亲，一进家门，竞把妻子吓了一跳。她猛然抬头见到一个满脸胡茬子、又黑又瘦的大个子男人已经进了家门，本能地大声斥问：“你找谁呀！”
“找你呀！”我差点笑出声来。
当听出是丈夫的声音时，妻子又吓了一跳——人怎么瘦成这样了，都不像他啦！
在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上，我对妻子十分了解，也是一百个服气。尽管是多年的夫妻了，也有让我刮目相看的时候——妻子竟有处世不惊、语出惊人的潜质。
那是“文革”初期的一天，我已经去了江西干校。中办的人找到妻子韩秀芳，让她随丈夫一起到江西劳动。韩秀芳原本老实忠厚，不善言辞，特别是在领导面前，从来是少言寡语。但这次她没含糊，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凭什么让我去江西！”是啊，她要是也随着我去了江西，那就得带着两个孩子，全家都去了。
中办的人一时语塞：凭什么管到别的单位去了。“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都是掌权者人为处置的，见韩秀芳一语中的、尖锐反驳，来人自知理亏，也就作罢了。
当知道了妻子把当时中办的人顶回去的事情，我又惊又喜。喜的是家中的孩子有妻子照顾不用发愁了，北京的家也保住了；惊的是，妻子刚正不阿的品质还是第一次让我见识。从此我对妻子不仅多了一层了解，更多了一层钦佩。
多年的积劳成疾，妻子终因重病不愈，不到七十岁就离开了人世。每当说起这些往事，我总觉得这辈子对不起她。
熟悉的人们都佩服老韩的坚强能干，称赞我找了一个好媳妇。应该说，之所以我能够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妻子的。小平同志的妹妹邓先群由衷地说过：张宝忠对我们邓家是有功的。这几十年，他对自己的家可真没管多少，都是她媳妇老韩一个人在撑着这个家，很不容易。
晚年在回忆起这些事时，我常常想：我的经历就像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一样——参加工作时原本分配到东北大兴安岭的林场，人还没走，沈阳就来招人了；到沈阳一年后，北京中南海来招人就把我招到了北京；在香山培训后的1954年初，开始把我分配到刘少奇副主席身边，后因我手腕发炎，休息了一段，伤好后的1954年底，组织上就分配我来到了邓小平首长身边；1957年我患了肝炎，离开小平首长，而小平首长又因腿摔伤没能参加庐山会议。首长伤好后想换个警卫，正好我的肝炎全好了，首长就把我要了回去；“文革”期间，我随着小平首长两次被打倒也被轰出了中南海，两次都是小平首长把我调回到他的身边。这几十年的人生，转来转去我总是要回到小平同志身边，这不仅是天意和缘分，更是小平首长对我的包容和爱护。
小平同志离开我们以后的三年中，凑巧的是，我的生日总是围着小平的祭日转——我都是过的阴历生日，小平同志是阳历1997年2月19日走的，这一年我的生日是2月18日，1998年我的生日是2月20日，1999年我的生日是2月19日。
不管是天意还是缘分，我这一辈子都跟随着邓小平，在他身边工作着。而小平同志对我这个警卫秘书始终也是关爱有加的，这绝对不会错，否则也不会让我在他身边四十多年不动。小平同志去世后，卓琳同志又让我在她身边呆了三年。
（二）首长为我题写“兢兢业业”四个字
警卫工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好这件工作，就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工作中每时每刻都要心无旁骛，高度警惕。作为小平同志的贴身警卫，外出时主要是负责首长的人身安全和生活，而外围安全则由警卫局派人负责。在刚开始的工作中，我随时提醒自己，“认真做，别出错”，几十年下来，这都成了自己工作中的习惯。特别是对一些细节和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尽量做到未雨绸缪、胸中有数。
跟随首长每到一地，我首先要认真查看首长卧室的门窗是否安全，开关设施是否齐备、好用，窗帘是否能拉得严……连床上床下都要查看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
跟随在首长身边行走时，我随时要看脚下的路是否好走，上下台阶的时候，我就要充当首长的拐杖。一般地，我都是用右手扶着小平同志的左手臂，步调还要和首长保持一致。尤其是下台阶时，我要走在首长的左前方，首长的左手要搭在我的右肩膀上，这样的方法可以让首长既省力又安全。这么多年，只要是跟随小平同志外出，我都要想着当年卓琳同志曾经嘱咐的话：首长腿受过伤，你一定要离他近些，首长的耳朵有些背，别人说话时他听不清时你要给他重复一下。我暗下决心并发誓：要始终如一地认真对待每一次任务，只要有我在，绝不能让首长的安全出现闪失。
小平同志到了晚年，一般都由护士陪伴，但是，对安全保卫工作我愈加精心细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大会堂开会，在车上，我坐在视野开阔的司机旁边，护士坐在司机后面的小平同志身边。因为这位女护士是刚来不久的新同志，她怕首长不方便，不好意思往后坐，只是直着身体坐在座位前部的三分之一处。当车子在路上一个急刹车，护士娇小的身体一下子被颠到座位下边，把小平同志给逗乐了，慢慢地对她说：“你往后边坐嘛！”
后来我考虑，新护士刚来，有些拘束很正常，但是这也是个不安全因素。所以，后来再出车时我和护士就换了位置，我坐到后面座位的首长身边。这样，万一车子晃动，我只要用胳膊一挡，首长的安全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护士工作都很熟悉了，她又坐到首长身边了。
在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和帮助下，我在担任邓小平警卫的几十年间，邓小平在安全上始终安然无恙。
小平同志酷爱大海，更热爱游泳。按惯例，一般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住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想去游泳，如果气温低了，工作人员就劝首长不要游了，可以在家休息一天，这时候小平一般都会说：“少游会儿可以嘛！”
游泳时，我们保卫人员都会护卫在小平的周围，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是离首长最近的，离远了我也不放心。在大海里游不比在游泳池，要随时观察首长的情况，不能在安全上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时，首长刚开始还游得很平稳，头在水中一起一伏的很有规律。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首长的头在水中的时间长了几秒钟，我立即钻到水中一看，发现小平同志的两只脚紧紧地重叠在一起，我迅速把他的脚掰开。浮出水面后我问首长：“怎么回事？”
小平只是说：“我的脚别在一起了。”
那年，小平同志已经快八十岁了，这件事，让我更加在意首长游泳时的安全问题了。后来我又发现，在首长身边护游的保卫人员，有时在拉游泳圈时会碰到首长的身体，这样就影响首长的动作。于是，我就改变了过去护游人员离首长很近的作法，而是用一根绳子拴住首长的游泳圈，另一头握在保卫人员手上。这样，保卫人员就可以离首长远一些，不会再妨碍首长游泳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