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出三进
第三次离开小平同志是随着邓小平的第二次被打倒，我也被组织上调离。
从1976年年初到“四·五”事件以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极尽诬陷栽赃之能事，邓小平同志又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的“牛棚”里回到北京，这是“文革”时期被打倒后的第一次复出。因周总理病重，他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小平同志于1975年初开始，对全国开始了全面整顿工作。很快，整顿大见成效，以铁路为代表的一些大的行业或企业生产状况大有改观，全国形势正在向着好的趋势发展。这种整顿，从根本上说，就是
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所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又经常向毛泽东打小报告，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在整顿中“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又使毛泽东感到不悦，说：我就在北京，为什么不把信直接给我，而要给小平转呢？于是毛主席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了。
后来，毛主席希望邓小平能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让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其目的：一是让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得到警醒，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非但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听了邓小平的回答，毛泽东当然不高兴了。此时，“四人帮”加紧对邓小平的造谣诬陷，说邓小平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是邓小平在暗地里指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毛主席的批复下，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矛头直指邓小平。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当时我因病刚从医院出来正在家休息，随后，我被通知调离邓小平身边。邓小平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而那时的小平已经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在“文革”中复出工作后的再一次被批。
实际上，毛主席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了解的。据史料记载，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力主推荐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并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说他不行，我看行。”毛主席的话是对小平同志的肯定。
而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尽管毛主席对小平同志有看法，但还是保留了小平同志的党籍，对小平的批评留有一定的余地。毛主席说过，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从这点可以看出，毛主席当时对邓小平同志还是基本肯定的，同时也对小平寄予深切的期望。所以，对于江青等人的诬告，毛主席心中是有数的。他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着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制止了“四人帮”的有关行径；同时，将邓小平一家人从原来居住的北京宽街秘密安排到东交民巷住下。当时，我的家仍在宽街，所以，我又离开了邓小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7年元旦这天，邓小平一家在301医院过了新年。2月3日，中央就把邓小平一家从东交民巷搬到北京西山中央军委25号楼居住。
邓小平十分清楚毛泽东对他的一贯态度。即使“四人帮”在“文革”中不断栽赃陷害，邓小平后来还是清楚地了解到毛泽东对他的保护。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邓小平复出。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宾时还说到这一点，
他讲道：“‘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毛主席还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和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待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早在此前的1977年5月，我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做着准备：提前收拾邓小平的新居住地——地安门内大街米粮库胡同。这也是直到小平同志离世前一直居住的地方。自此，我第三次回到了邓小平的身边，继续从事警卫秘书的工作，直到小平同志逝世。
五、恪尽职守
小平同志的妹妹邓先群由衷地说：张宝忠对我们邓家是有功的。这几十年，他对自己的家可真没管多少，都是她媳妇老韩一个人在撑着这个家，很不容易。
（一）我的工作岗位责任重大作为邓小平的警卫秘书，肩负的使命的确是
重大的。在对待家庭责任和工作岗位孰轻孰重的问题上，我的心里有一杆秤——那就是工作第一。
说起自己的家，我总是很愧疚，这辈子真的对不起我的老伴啊！从结婚以后的几十年，家里家外都是她一个人操持。等到我退休了，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她却走了。
我的结发妻子韩秀芳是我的东北老乡。1954年，韩秀芳从沈阳来到北京，那时她被分配到北京饭店当服务员。当时我们都年轻，来到北京后，逐渐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在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几年后，我看到已经结婚的同事，每天一下班就回到自己的小家，妻儿相聚，其乐融融，我很羡慕。尤其是到了休息日，那年代又没有什么娱乐的地方，总感到还是有个家好。
1956年，我向组织申请结婚。结婚时我才22岁，年龄并不是很大，但是卓琳同志比较支持我结婚。她说：张宝忠这人小时候挺苦的，早早就没有了父母，结了婚就有家的温暖了。
办婚事时，卓琳同志送给我二十元钱。那时的20元钱和今天相比，其价值有天壤之别（当时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用这钱，我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外，还买了些花生、瓜子、糖果和几包香烟。我俩在北京又没有亲戚，参加婚礼的有驻地的工作人员以及爱人单位的几位代表，卓琳同志亲自到场祝贺，我们简简单单就把婚事办了。
婚后有了孩子，我这才知道生活中不光都是浪漫，家中的事情太多太杂了。但是，家里的事情再多，与我工作中的事情比较起来，孰轻孰重自己很清楚。我对妻子说：“家里的事全靠你了，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很重要，工作都不能耽误，所以，希望你能理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