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出三进
在那里，我先学录音合成，后来又作库房管理和采购工作。那时候，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工作中人们普遍干劲十足。我主动加班加点，晚上加班从来是自己悄悄地干。利用业余时间，我还在做好本职工作外，把散乱在库房的废胶带集中起来，重新整理粘贴，那段日子一共修补整理了几千盘。重新粘好的带子完全可以使用。当时，以13元一盘的便宜价格卖给地方台，这样，不仅节约了材料，还给单位创收了一笔不小的财富。由于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得到了组织上的称赞与信任，工作一年多就在广播事业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上半年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的王瑞林同志找到我说：如果身体没有问题了，首长希望你回来工作。在中南海工作时，王瑞林同志一直是自己的老领导，多年来，他对我的工作帮助支持很大。听了他的话，我立即到医院体检，结果一切正常，于是在1960年夏天，我又回到首长身边工作。
后来我才得知，1959年小平同志在一次打台球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警卫不在首长身边，所以摔得较重，腿部骨折。为此，首长连当时的庐山会议都没能参加。
我回到首长身边后，卓琳同志见到我很高兴。这之前，卓琳对我已经很熟悉和了解，从1961年开始，就安排我既做首长的贴身警卫，还要管首长的日常生活。
卓琳同志亲切地对我说：“日后工作中，要尽量离首长近一些，万一绊着脚，你能及时地扶住他；小平同志腿受过伤，走路时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另外，小平同志耳朵有些背，他听不清楚别人的话时，你要及时给他重复一下。”
听了卓琳的嘱托，我心里一方面感到今后自己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感觉到卓琳同志对自己的信任，便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组织上和首长对自己的信任。自此以后，凡是跟随首长外出，我都离首长比较近，或在旁边或在身后，时时把卓琳同志的叮嘱记在心头。开始跟随首长时，小平有听不清楚别人讲话的时候，总是把头转向我问道：“说什么呢？”我会马上重复一下。时间长了，小平同志就不再问了，只要用眼睛看我一下，我就明白了首长是没听清楚，我就再重复一遍。如果首长不看我，说明首长已经听清楚了。这样的默契，在以后的几十年已经习以为常。
跟随小平同志外出时，尤其是在下楼梯、过门槛、走山路时，我从不离左右。特别是在道路不好走时，小平同志也一定要让我扶着。这样，在日
后媒体公布的照片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小平同志的身后总有我。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看了照片后，开玩笑地说我抢镜头。我却不以为然，只是说：“我的任务就是要保证首长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正是得益于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作中，恰恰因为我离首长比较近，在紧要关头能使首长转危为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我想：确保了首长的安全，这功劳应该属于卓琳同志，多亏她的嘱托提醒了自己，没有酿成事故，所以，我从心底里感谢卓琳。
第二次离开小平同志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很快，学校开始停课，工厂出现停工停产，乱批乱揪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现象日益增多。为了不至于扭转“文化大革命”初衷的方向，当时在北京的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决定，向首都的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一时间，混乱的政治局势得以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派工作组的做法，让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由此跌落深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抓住这件事，并以此为由肆意蛊惑他人，使毛主席指责刘、邓二人是执行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路线”。紧接着，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致使刘少奇和邓小平“名正言顺”地分别成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中国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被揪出来不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先后被隔离审查，让他们揭发批判，进入学习班作检查。
1967年8月1日上午，中央警卫局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要我离开邓小平，参加中办的
学习班，还要把应该交待的事情交待清楚。
我提出要把军装带走，领导说：“军装不能带走。”
我说：“那我准备几天再去吧。”
领导说：“不行，你必须今天就走。”
于是我马上回到办公室，进去一看，自己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一个新人。我心中暗惊“动作还真快啊”！但是嘴上还是和新人简单地打了一下招呼，把该交待的事情说清楚后，随即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走了。
出了办公室的门，我就径直往小平同志的住处走去，想去看看首长，向他告个别，却被人拦住，说：“你不能再见邓小平了。”
自此，直到1973年小平同志“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工作，五年的时间没能再见到自己的首长。
1968年12月底，中办学习班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第一批去江西“五七”干校打前站。
我有些诧异了，学习班的领导曾亲自讲话并承诺：党委领导一定要抓好这件事。现在到了年底，却一个个都后退了，反倒让受审查的人打前站。
听到自己去打前站，我说：“我不是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吗？”
领导说：“你的问题明摆着的嘛。”
我马上顶上一句：“既然是明摆着的事为什么不让我回家？”
一句话让领导没词了，但没人理我。
“五七”干校是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干部学校。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表了“全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参加劳动锻炼……”的指示，人们便称之为“五七”指示。当年毛主席指示一发表，革命群众
连夜就敲锣打鼓地游行庆祝，白天还要开大会、小会地学习，制定实施方案。所谓“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性运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条指示而进行的。
无奈，在中办安排下，1968年12月22日，我和同样接受审查的朱德同志的卫士长郭仁等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了江西。
12月24日，我们来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参加农业劳动。我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用大家当时的话说就是：住的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吃的粮食、蔬菜是我们自己种的，猪是我们养的……有人还苦中作乐地说笑话：鸡蛋是我们自己下的。
这一来便是将近六年的时间。直到1973年，我从江西回北京探亲才得知，首长邓小平于1969年也到了江西，被软禁起来。小平与卓琳同志被安排到江西住地附近的一家拖拉机厂当工人，五年后的1973年底，小平得到解放，被接回北京。
1973年底，我回北京探亲，听说小平同志已经回到北京，知道首长很快会恢复工作，便到家中探望小平和卓琳同志。我向首长汇报了前几年自己的一些情况。因为“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很快被隔离，我的一些情况小平并不了解，就把一些事情如实向他谈了。
小平听后说：“好，我知道了，你回去等着吧。”
于是，我从北京返回到江西“五七”干校。1974年4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大喇叭里喊出我的名字，让我立即到校部。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说：中办通知，要你马上回北京。这时的我心里已经有了底。从此，我第二次回到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并成为邓小平的警卫参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