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梦想成真
主席一听马上说：“嗯，像个知识分子嘛！”主席说完就坐下了，和蔼可亲地继续问我：“你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什么人，读了几年书”等等。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平易近人，所以，这次我很快松驰下来，向毛主席诉说了自己解放前的苦难童年和悲惨生活：“我四岁时母亲去世，六岁时父亲去世，七岁就给地主扛长活……我只是高小毕业。”
毛主席听了，勉励我今后要好好学习和努
力工作，还要不断提高文化水平。我睁大眼睛认真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生怕漏掉一个字，边听边点着头答应。
主席换好衣服后又问我：“会不会游泳啊？”我回答：“会。”
主席又问：“会游什么泳啊？”我说：“狗刨。”
主席笑着说：“游一个我看看。”
于是我就马上跳下水扑通扑通地游了个老百姓常说的“狗刨式”。毛主席在岸上高兴地笑了起来，然后挥了挥手就离开了。
再次见到了毛主席，我很兴奋，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这是自己一笔珍贵的财富。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年青人，一个曾经饱受辛酸的苦孩子，解放初期就能亲眼见到自己的大救星毛主席，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这种经历可不是一般人轻易就能遇到的。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刚刚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被解放出来，在今天看来，尽管当时国家还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人民的日子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人民无比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人民群众称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大救星，那种真挚的情感，现在的年青人恐怕很难体会到的。所以，在刚刚解放那个年代，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简直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的事。即使是在中南海工作的人，除了服务人员，也不是轻易就有这样的机会。
就像一股暖流，一股清泉，毛主席的话以及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情景，滋润和激励着我日后的成长。这个经历就像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诏示着自己一生的行程。难得的机遇、坚定的政治觉悟和典型的思想性格，使我的内心铸就了一颗火似的红心和钢铁般的意志。我暗暗发誓：要听毛主席的话，立足本职，绝不辜负领袖的期望，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几十年来，这股暖流始终温暖着我的心，激励我要把工作做好，不允许有半点闪失。
几十年了，每每与家人朋友说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这些事，我总是感到幸运和自豪。1976年9月，当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任泪水默默地流淌了好一阵子。参加毛主席遗体告别时，我竟放声大哭。尽管“文革”中自己受到了牵连，但我的心里永远记着：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让我这个从小就父母双亡、靠给地主扛长活为生的苦孩子，从此过上了吃得饱穿得暖的幸福生活。恩人离世了，我心里真的是很痛很痛。
1953年底，完成接待金日成主席的任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刘少奇副主席身边工作。这之前，一起从沈阳来的高振阁同志已分配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从沈阳到北京的路上，高振阁是我们这一行人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几个月后，由于我的手腕患了严重的腱鞘炎，要到医院治疗，组织上就把我调离刘少奇副主席身边。手腕伤好了以后的1954年底，组织重新分配我到时任国家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
四、三出三进
卓琳同志亲切地对我说：“日后工作中，要尽量离首长近一些，万一绊着脚，你能及时扶住他；小平同志腿受过伤，走路时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另外，小平同志耳朵有些背，他听不清楚别人的话时，你要及时给他重复一下。”
1997年，小平同志93岁逝世的那年，我63岁。从1954年开始在小平身边工作算起，整整43年，除去“文革”前因病调离过两年和“文革”中因小平同志两次遭隔离审查，我也被迫到江西干校以外，自己的工作岗位再也没有离开过小平同志。
能够如此长时间在同一位领袖身边工作，除了组织的信任外，还要有首长的亲自认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当年与我一同来到中南海为首长服务的战友们，大多因为各种原因先后离开了工作岗位。
1954年底，组织上调我来到邓小平身边工作。最初，我还不是警卫员，只是卫士，所以开始的工作主要还是做些内务，有时也帮助做些家事，比如接送首长的孩子们去幼儿园；到街上采买些东西等等。
我的性格特点是做事情十分细致认真。比如，卓琳同志经常让我去街上买东西，每次，我都要一分钱不差地记清楚。对每天的工作也作记录，一是避免第二天有忘记做的事情，二是有些事情还要提前做些准备，做到心中有数。
刚接触邓小平首长时，我不了解首长的性格特点，只知道首长一般很少讲话，所以一见到邓小平还有些胆怯。为了消除我的顾虑，卓琳同志及时地对我说：首长平时就是不爱说话的人，你习惯了就知道了，他一天工作很忙，有不懂的就问我。于是我便知道邓小平跟谁都话少。虽然话少，但是一旦说起话来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且对谁都是微笑慈祥的样子。于是我很快就松弛下来，觉得这个比自己整整大三十岁的首长就像自己可亲可敬的老父亲。
做卫士时，我并非时时跟随首长出去，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能跟着首长外出或到首长身边服务。但是，对邓小平的了解正是起于那个时候。今日想来，很多当年看似并不起眼的事情，或者许多事情的枝末细节，在一个二十几岁年青人的记忆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时过境迁，以致到了后来的“文革”当中和“文革”以后的时候，早年的那些事情让我有了前后联想和印证，从而加深了对邓小平首长的了解和理解，也更加对邓小平首长钦佩和崇拜。
我第一次离开小平同志是1958年9月。因为患了肝炎，组织上把我从小平同志身边调离。当时中南海有三个工作人员患了肝炎，其中就有我。经过一段时间住院治疗，基本好了。为了不致自己太劳累，组织上就把我分配到位于北京礼士路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
新单位的一些同事听说我是从中南海调出来的，怀疑我的工作一定是表现不好或犯了错误，而我却不在乎这些，相反地更加努力工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