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何时学会打桥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留学时学的，一说是50年代在家乡四川学会的。自从学会打桥牌以后，这项依靠严密推理、精确计算、正确判断致胜的活动，一直成为他情有独钟、终生未弃的业余爱好。邓小平先后有老、少两代桥牌搭档。老牌友是张致祥、万里和吴晗，王汉斌和丁关根、王大明是他的少牌友。
从偶然的牌交到“裴多菲俱乐部”
王汉斌与邓小平的牌交始于1961年。这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六十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响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农村呆了半个多月。调查完了，报告交了，邓小平显得很轻松，说叫几个人打桥牌松弛松弛神经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把副市长吴晗叫来。时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的王汉斌，也被彭真夫人张洁清叫上了专列，自此与邓小平结下了不解之缘。邓小平在牌桌上表现出的平民风范、超人智慧，以及亲切慈祥的笑容，深深印在王汉斌心里，而王汉斌不错的牌技也给邓小平留下了记忆。
这之后，王汉斌不时应邀到养蜂夹道参加邓小平的牌局。经常到这里来的，除吴晗、王汉斌外，还有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项子明、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北京日报》总编辑周游，再有就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这些人的牌技，应该都还可以。邓小平曾云：“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他打牌时情绪轻松愉快，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可以说，打桥牌和游泳是邓小平一生最喜爱的两项运动，但他并不是单纯追求玩乐，尝谓“前者可以健脑，后者可以健身”。邓小平在谈论桥牌时曾说，打桥牌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对大脑思维也有好处，是对紧张工作的很好调剂。
打牌时，邓小平总是全神贯注，精神高度集中。他一般不聊天，只是叫牌和抽烟，偶尔会在激战中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以活跃场上气氛。王汉斌和其他牌友摸准了他的脾气，在牌桌上便不谈国家大事。这个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牌局，一直持续到1966年春夏之交才起变化。
邓小平的牌友中，吴晗最早运交华盖，其所作《海瑞罢官》因被指“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受“莫须有”的政治批判。随着对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揭批浪潮汹涌而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不堪连续打击，自杀身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受到严厉批判和内外夹攻。北京市委的处境日益困难。北京的政治气候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温度一天天上升，处在山雨欲来的漩涡之中。
王汉斌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牌桌上看到邓小平镇定自若、波澜不惊，自己原先紧张的心情也有所松弛。谁知“文革”一开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康生的唆使下，于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食堂墙上贴出一张言辞狂放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
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经毛泽东批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北大等校派了工作组，北京新市委随即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但事后不久，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挑拨下，毛泽东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为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随后，北京各大中学校掀起了揪斗各校党委领导的阵阵恶浪。王汉斌眼睁睁地看着身为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妻子被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糊了个“不亦乐乎”，在北大遭到批斗，第一个被打倒。
养蜂夹道的牌局，也就无法再行维持。随着邓小平作为“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这批牌友也大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处由万里选中的并不起眼的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所，竟被诬指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乐部’”。
在20世纪70年代举国批邓时，北京市有位领导人曾把王汉斌称为“不干工作的干部”，现在还老打牌，不好好改造。对此，王汉斌毫不讳言：“本人有不干的历史，什么都不干。叫我批邓、写大字报、大会发言批判，我就不干，不写也不发言。我向来是挨批的，不会批人。”
“高级桥牌迷”获得“世界桥联荣誉金奖”
春回大地之后，历尽劫波的王汉斌才得以再次见到重新为党和国家掌舵的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工作更忙了，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但举重若轻的他，总不忘忙里偷闲，给自己的业余爱好留一点时间。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也曾撰文写过邓小平打桥牌的一些逸闻轶事，他还认为，如果邓小平参加桥牌比赛，肯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牌手。一些外国人都称邓小平是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1978年7月，北京市的桥牌名将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来联名给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写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邓小平于10月12日批示：“请体委考虑。”翌年初，国家体委开始举办桥牌比赛。1980年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王汉斌曾经说过：中国桥牌事业的蓬勃开展和健康发展，与小平同志的关心支持和亲身参与密不可分。他还披露：自1984年起，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数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他把比赛的牌手视为朋友，从不以国家领导人自居，也不要别人照顾或谦让。他在比赛中表现出的出色技巧、超人智慧，体现的平易近人风范，连同他极有个性魅力的音容笑貌都铭记在了人们心中。当年中国桥协本来想让邓小平担任名誉主席，他却一定要万里来担任。此后，中国桥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和问题，就向邓小平亲自指定的名誉主席万里请示，每次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直到1988年7月，邓小平才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正式聘请，担任中国桥协荣誉主席。这年12月底，第六届“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所在的队再次捧得冠军杯。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邓小平经常以牌会友，切磋牌技，还常组队参加一些友谊赛。1991年，中国女队在日本横滨举行的“威尼斯杯”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
小平高兴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勉励她们勤学苦练，继续提高桥牌技术，争取更优异的成绩。随后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邓小平和丁关根搭档，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
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体委还于1994年组建了桥牌运动管理中心，并赋予其对桥牌运动项目的全面管理职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桥牌运动在中国大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迎来了从普及到提高并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也得到了世界桥牌联合会的一再嘉奖。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记者）协会授予邓小平最高荣誉“高伦奖”。
1982年，世界桥联主席帕蒂诺率世界冠军队访华时，慕名想和邓小平较量一场。中国桥牌协会报告邓小平后，邓小平欣然满足了他的这一请求。帕蒂诺回国前问中国桥协秘书长李威：“我和邓小平先生打桥牌的事，可不可以向国际桥牌界公布？”得到“完全可以”的回答后，帕蒂诺激动地对世界冠军队说：“请大家注意，我和邓小平先生打桥牌的消息可以向全世界公布。”顿时，大家热烈鼓掌。帕蒂诺临上飞机前，又情真意切地对送行的中国桥协官员说：“我为你们高兴。邓先生很关心中国的桥牌运动。”
世界桥联主席帕蒂诺把来华访问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有幸一起打桥牌作为毕生荣耀，把接受中国加入世界桥联并派队参加世锦赛作为他任期内最大的功绩。1982年10月，中国首次派队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桥牌锦标赛。他神采飞扬地在开幕式上宣布：“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先生派来了桥牌队。”
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曾两度访华，第二次访问时会见了邓小平。当时他特别希望和邓小平打桥牌，因为他早就知道邓的牌技很好。可惜那时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有打成。1988年，他对常驻欧洲的中国记者杜平回忆这事时说：“现在想起来特别遗憾。”
鉴于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桥牌运动所作的贡献，1988年10月，世界桥联在意大利召开的执委会上决定：授予邓小平世界桥联荣誉金奖。此项金奖不能有两个人同时拥有。颁奖仪式于1989年2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帕蒂诺的继任者丹尼斯·霍华德亲自赶到北京。他在颁奖仪式上说：“对世界桥联来说，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一位伟大的人物颁发了勋章。当世界桥联得知邓小平先生愉快地接受此荣誉金奖时，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可以说，自帕蒂诺之后，每届世界桥联主席都把访问中国作为自己上任后的一项重要活动。1993年6月，世界桥联主席鲍比·沃尔夫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多年来，中国桥牌运动走过了一条在探索中求发展的不平凡道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桥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用王汉斌的话来说：小平同志功不可没。（钟兆云）
（摘自《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