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雄风曾经倾倒了无数的体育爱好者。当今，奥运精神正以它特有的魅力使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关注。对代表体育运动最高水平的奥运会，邓小平特别钟情。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第一次观看了奥运会，并从此迷上了奥运会。在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后，邓小平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忙里偷闲，抽出时间观看一些精彩的体育比赛。
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都希望中国的体育运动员能到国际大赛，特别是奥运会上一显身手。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要参加奥运会，还要经过许多复杂的斗争。中国的体育组织早在1922年就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改组后的中国体育组织理应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继续享有代表中国的权利。但在国际反华势力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影响下，国际体育组织中少数人极力阻挠中国体育组织行使合法权利，中国奥委会被迫于1958年宣布中止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此后，我国为重返奥委会做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国际和国内各种情况的影响，这些努力都未成功。
为使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工作。1974年1月，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王猛向邓小平汇报体育工作，并未提及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事情。汇报完后，邓小平指出，要花大力气，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1974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秘书长、刚果人冈加时说，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包括国际奥委会，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排除在外，这样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我们同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加入联合国时曾得到了非洲朋友的支持，希望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时也能得到同样的帮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重返国际奥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唯一的障碍是台湾问题。当时，台湾仍是被承认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如果大陆和台湾都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势必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如果坚持排除台湾，台湾运动员就失去了参加比赛的机会，这对台湾运动员也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不解决，重返国际奥委会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体委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构想，解放思想，大胆地提出了解决合法席位的新设想。过去的主张是把台湾从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而根据这一新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继续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这个新设想，在国家体委、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中，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同意了国家体委的这个新方案。此后，在同国际奥委会的谈判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邓小平又亲自拍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我国最后进入国际奥委会铺平了道路。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的名古屋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这个方案，当时被称为“名古屋决议”，简称“奥运模式”，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不得使用它目前使用的歌、旗、徽。新的歌、旗、徽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同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这意味着，经过长达21年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982年4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举办期间，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之后，邓小平很关心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当中国选手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首枚金牌时，邓小平兴奋不已。1990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一盛会，他把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戴在头上。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奥运会、亚运会的体育比赛，小平看的时候爱给运动员打分，他给我们国家运动员打的分都偏高。”曾有一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走下坡路，邓小平也很着急，便开玩笑似的埋怨家人:“中国乒乓球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女排姑娘为国家争得了荣誉，邓小平很关心她们。1981年10月19日，邓小平专门让秘书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打电话，询问中国排球队伙食不好、运动员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要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20世纪50年代北京工人体育场施工期间，周恩来在听取工程进度汇报时曾指出，我们也要建世界一流的体育场，将来准备办奥运会。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也曾多次对有关人员表示:“有朝一日，中国一定要办奥运会，也许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在了，希望你们把这件事办好。”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杜边孟次时，阐述了中国在10年之内举办奥运会的设想。他说:“奥运会4年一次，1984年和1988年都要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到1988年时，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办奥运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此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柬埔寨领导人和拳王阿里时，都提到了中国要办奥运会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尚不成熟。
奥运会是衡量举办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申办奥运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为申办奥运会作准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成功申办了1990年亚运会。邓小平对亚运会特别关注，他于1989年4月亲自到亚运工地参加义务植树，并视察了亚运工程。在向有关领导同志询问了亚运会资金的筹集等情况后，邓小平关切地问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我们的建设比汉城怎么样?”
1990年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同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刚落成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视察。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向邓小平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邓小平想得更远一些，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邓小平关切地问:“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了没有?”后来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听到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199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由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事后证明，申办奥运会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热情很高，尽管申办之路出现过挫折。”
1991年2月26日下午，中国奥委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2月28日，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奥申委的报告。3月18日，北京奥申委宣告成立。1991年12月，在国际奥委会总部瑞士洛桑，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递交了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
1993年9月23日，北京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10月1日，邓小平就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一事，对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他告诫伍绍祖说:“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1993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车考察北京城。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在车上，邓小平向张百发提起了奥运会。张百发简要地介绍了最后投票的情况。当讲到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反对时，邓小平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陪同的医生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5年后，199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宣布:北京获得第29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而此时，邓小平已经逝世4年了。可以告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英灵的是，他们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何立波）
（摘自《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