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给我国的教育战线带来重大的灾难，我们曾经历过一段“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扭曲年代。在那段时间里我国的文化教育被严重忽视，从事科技研究、文化教育的人不被尊重。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位，他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说：“我们国家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还说“教育要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一直抓下去的”。这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对民族、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战略远见卓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对我国的教育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
对基础教育进行拨乱反正
“文革”期间，中小学是“重灾户”，“四人帮”制造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使学生不愿读书，教师不敢教书。众所周知，“四人帮”在“文革”期问抛出了“两个估计”，胡说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没有改造好，并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诋毁知识分子的劳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他着手科技教育工作的整顿，首先是果断地推翻了“两个估计”，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去掉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枷锁，解放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是当务之急，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面对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小学现状，应该怎么办？解决这个同题，既要考虑教育工作的特点，又要考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招生、考试制度，特别是招生制度始终是促进中小学工作发展的杠杆，对人才培养的质量至关重要。1977年秋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毅然恢复了高考制度。高校直接从高中招生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促进了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发展和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中小学教育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中小学教师在政治上的问题解决后，必须切实解决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邓小平指出：“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后来邓小平同志还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制度。因为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应同科研人员相同。在以后的几年里逐步地提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大大地调动了他们投身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关键是科学技术要搞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说：“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高等院校学生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大见成效。”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邓小平于1983年9月为北京景山学校作了“三个面向”的重要题词。“三个面向”的题词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此后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出现了生机盎然的景象。
恢复高考，改革高校招生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领导谈话时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这一想法由于“四人帮”的极力阻挠，当时未能实现。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倒台，但“两个估计”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在教育和科技方面，邓小平同志首先选择了冲破“两个估计”、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矛盾直指“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同时，他明确要求：“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方法。”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领域率先解放思想、全面冲破“两个估计”的宣言，从而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高考制度的恢复又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项成果。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破例在一年内第二次召开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也是建国后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完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人徘徊状态。会议期间的9月19日，邓小平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重申并发展了“8·8讲话”的内容，他希望教育部门的同志大胆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7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第一是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第二是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具体指出招生工作指导思想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招生工作会议代表。10月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2月及1978年，全国1380万考生参加高考，盛况空前，其中68.5万新生步入高校。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渴望知识的中青年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独特的人生经历走进考场，走进课堂，又带着刻苦学习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祖国及人类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十余年高考选拔出众多人才，邓小平“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愿望和“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的预见正成为现实，从根本上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教育改革不断深化
要搞好教育改革首先必须解决认识问题。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教育工作和教育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77年，他出来主持工作后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此后，邓小平就教育工作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号召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为党的十二大把教育确定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他指出：“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指明了战略方向。1985年，党中央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十稿)。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他说:“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他号召“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此后,教育改革全面展开，不断深化，有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教育改革和发展距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仍然有一段较大的差距，不能适应和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邓小平1989年3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此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一观点。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这些“谈话要点”为中国改革在各个领域继续深化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其中谈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为落实好邓小平这一指示精神，加强对教育改革的宏观指导，把教育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经过近五年的酝酿、反复论证之后，数易其稿，于1993年2月终于发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个文件在总结了前一段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上世纪90年代乃至本世纪初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分项目标及战略方针，提出了全方位改革和发展中国教育，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指导纲领，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绘就了一幅精美的蓝图，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曾忠平）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