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交民巷十七号，父母亲二老相依相伴，寂寞之中，倍感思念家人。转眼快到4月底了，二老想起来，4月30日是小孙子萌萌的两周岁生日。二老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小萌萌早产出生，才三斤四两，那么一点点大，全凭精心照料才逐渐长大，因此让人格外心疼。现在，萌萌就要两岁了，真想他呀！二老商量，要给孙子送点东西，算是爷爷奶奶的一片心意。妈妈试着问滕和松，能不能托他给家里的孙子捎点生日礼物。滕和松说可以。二老很高兴，让人帮助买了一点东西，妈妈写了一张纸条，请滕和松给家里送去。
我们正在因没有父母亲的消息而发愁，突然收到从他们那里送来的东西，着实地令我们激动了半天。我们打开妈妈亲笔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小萌子明天的生日，给他点水果及两个罐头，二个小瓶子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跳（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个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奶奶。”看着字条，看着妈妈那熟悉的字迹，好像抚摸到妈妈那温暖的手。我们几个人一边看，一边热泪长流。总算有了父母亲的消息。这些送来的东西和字条证明，父母亲虽然被关着，但还能够买得到东西。能够买得到东西，就证明他们生活上没有问题，没有受到虐待。他们能给我们送来东西，也说明他们虽然没有行动自由，但禁闭得尚不算森严。我们拿着字条和东西，兴奋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萌萌的两岁生日，应该是他最值得珍视的一天。爷爷奶奶送来的生日礼物，代表的是最可珍贵的人间亲情，这是拿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最伟大的爱。孩子们还小，他们拿着奶奶给他们的当作玩具玩的小药瓶子跑来跑去，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他们不知道，没有人身自由的爷爷奶奶，在怎样地想念着他们、爱着他们。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妈妈的眼病复发了。妈妈的眼病，是一次看烟花时被落下的灰烬烫伤角膜所致。她本以为是老毛病了，拿点儿药自己治治就能好，便请滕和松帮助拿点药。
滕和松按常规，到三0一医院小药房去为邓小平夫妇拿药。不想，小药房的人说，邓小平被打倒了，不能在这里拿药。滕和松将此事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找了当时主管军队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亲自向三0一医院的浦副院长做了交待。经过这一番复杂过程，才允许继续在小药房拿邓小平夫妇的药。
药拿来了，妈妈按照以前的方法给自己治疗，但她的眼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厉害了。由滕和松安排，妈妈到三0一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这次患的是病毒性角膜炎，必须住院进行治疗。如果住院，就意味着妈妈要和父亲分开，就意味着父亲将要一个人独自住在东交民巷。妈妈不愿意去住院，她放心不下，也不愿和父亲分开。可是，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她的眼睛可能会瞎。在这种情况下，5月11日，妈妈住进了三0一医院的外科病房，进行治疗。
妈妈住院了，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无非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呆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时的最后一刻，想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在东交民巷，父亲一人孤独度日，全靠着这副扑克牌以为消遣。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毛泽东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压在毛泽东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沉重。4月30日晚，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毛泽东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华国锋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虽然已重病沉疴，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的身后，“四人帮”会闹事的。毛泽东为华国锋写下三句话，是在用他最后的一点气力，白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他要把中国，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家当，托付给华国锋。邓小平被打倒了，“四人帮”又不可信任，只有华国锋了。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是一个厚道人，是从湖南毛泽东家乡任职出身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这一嘱托，由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传达。
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镜头中的毛泽东，面容憔悴，行动不便，面部缺乏表情。在这两次会见外宾后，中国政府发布对外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病体垂危，已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