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东部有一条浩浩荡荡的嘉陵江，它在合川这个地方汇合了西边的涪江和东边的渠江，然后南行到重庆，汇入奔腾的长江。
世纪伟人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渠江岸边的广安县。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邓小平15岁那年离开广安乘船沿渠江、嘉陵江南下到达重庆，考入了在重庆开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年，他顺江东下，漂洋过海，开始了逐西潮、救国家的革命历程。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60年间，中国和世界都改变了原来模样。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长江，再次从重庆顺江东下。他对60年前由长江冲出四川走出国门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在“东方红32号”轮上对陪同的人员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60年前，16岁的英发少年顺江东下，是为了冲出四川，走出国门，逐西潮，救中国；60年后，76岁的坚强老人顺江东下，是为了探求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探求开发长江，探寻中华腾飞之路。
邓小平在对三峡库区及建设中的葛洲坝水利工程进行实地考察之前，先行视察了都江堰。
都江堰是秦代李冰父子在岷江上游与中游分界处的灌县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很好的社会效益。它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科技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珍视都江堰的成就。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利用休息时间借阅《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研究中国古代最大、最成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到灌县视察了都江堰。周恩来多次向外宾介绍都江堰，夸奖它经过了两千多年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主持葛洲坝水利工程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水利至少有两千多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两千多年前有水平，两千多年后我们应更高。
这次，邓小平视察都江堰，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是要从都江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是要研究、继承、发展都江堰的水利成就，为治理长江，开发长江，修建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服务。
视察都江堰之后，邓小平乘火车到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开始了视察长江之行。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又提上了日程，争论也开始一步步升温。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三峡工程问题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意见。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作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他决定亲自看看三峡，作一番调查研究。
在船上，邓小平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琤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修建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
在长江上建造大坝，必须权衡利弊、谨慎从事，一点也不能马虎。基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反对意见。
魏廷琤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一千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邓小平认为魏廷琤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点点头说：“噢，是这么回事啊!”船过夔门，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对于两个坝址的比较和发电航运、投资、工期、发电机组的制造等问题，他都一一详细询问。
船过三斗坪，邓小平站在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坝区。
接着，邓小平到葛洲坝工地，看望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他还察看了荆江大堤的防洪形势。
通过实地考察、调查，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他不仅肯定了三峡工程在开发水电能源上的巨大效益，而且肯定了三峡工程对防洪的重大意义。他说：“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现在洪水真的来了，很多地方是要倒大霉的。”
邓小平到达武汉后，召集赵紫阳、姚依林、宋平等人到武汉研究三峡问题。他再次谈到建设三峡的效益和防洪问题，并指示国务院要研究三峡建设问题。
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邓小平谈论编制长期规划的意见时，多次强调要开发长江、黄河的水力资源，发展水电。1980年3月19日，他说能源问题是经济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很难前进。他要求对煤、电、油、水利、沼气、太阳能、风力要全面进行研究、规划。他特别强调要搞水电，认为长江中上游、支流，还有断层地带，黄河中上游，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供利用。怎样搞水电?邓小平指出，其一，要同外国人合作，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结合起来考虑，现在就开始，不要等。其二，要同开发西南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联系起来考虑。5月20日，邓小平对怎样搞水电进一步补充说，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借给我们的钱应该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至于为什么我国的能源开发应该主要搞水电?邓小平分析道：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
在邓小平关心下，我国水电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关于三峡工程，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常务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
1982年7月26日、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时，再次提到三峡工程、强调搞水电。他指出，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三峡已做了不少工作，当然这样大工程不能很快上。煤、电、油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抓紧，尽快做在前面。他说：“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
在邓小平描绘的宏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高峡出平湖”的远大理想，而且，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理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这个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在一步步地接近。
1986年，国内外对三峡工程出现了一些议论。有人在汇报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1992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军三峡的序幕终于拉开了!
邓小平不仅仅关心大江大河，他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都要倡导全民义务植树，并身体力行。
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严重水灾，长江、黄河上游都出现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水灾发生后，邓小平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思考着治本之策。9月，他特地找到万里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三至五株，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义务者受罚。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10月19日和1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决议(草案)。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以法律形式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三至五株的义务。
邓小平是义务植树的身体力行者。每年植树季节，他都要拿起工具，参加植树造林的行列，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为中华大地添绿色。1982年植树节，他带领家人到西山植树。1983年、1984年，他先后两次到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参加植树劳动。1985年、1986年、1987年，他三次在天坛公园植树。1988年和1989年，他先后在景山公园和亚运村参加植树劳动。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也洒下邓小平植树劳动的汗水。邓小平如此重视植树造林，是因为他看到植树造林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是防治水旱灾害的根本之策，是保持生态平衡、美化生活环境的重要之举，是功在当代、造福万代的伟大事业。
从1981年邓小平倡导全民义务植树，到1991年整整10年。这10年群众义务植树共达100多亿株；“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累计造林1．63亿亩，肆虐多年的风沙初步得到控制；万里海疆的沿海防护林工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4．6亿亩，居世界首位。多年的实践证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符合国情，顺乎民意，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卓越的智慧。（曹应旺）
(摘自《中国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