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实施百万裁军这10年里，他提出裁减军队、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很重要，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对今天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邓小平回答军队整顿什么？“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需要，军队总人数在1958年降到了最低点，整个军队比较精干。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需要就是编制”等错误思想指导，我军臃肿不堪。国防经费有限，如何供养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邓小平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坚决果断地提出“军队要消肿”，而且一讲就是10年。
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消肿”。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在这年出席各种关于军队工作的汇报以后的讲话中，都反复指出了部队机构很庞大，机构重叠问题很严重。他说：“总后机关很庞大，总参机关也庞大。总政人数少些，但机关也比较大。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单位，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加一点）。”
邓小平还和军队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在部队缩减之后，除现在超编40多万人之外，可能会有100万人的处理问题。每年要正常处理5万人。要减少150万人，100万兵，50万干部。这样可以减少开支10个亿，这10个亿用来搞装备，军费开支并不要减。至于部队机构庞大、重叠的危害性，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他相信，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军队要整顿：军队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用手指着大家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那么，怎样“消肿”？邓小平认为，必须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首先要在明确编制的基础上精简，有了编制，定额才能压下来。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将来打起仗来，军委的指挥方式，只能是战略的指导。组织部队、战役的具体指导还是要靠各战区。各战区要独立作战，机动就靠这一点，才能抓住战机。部队平时编制要与战时动员计划结合起来统一考虑。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扳着手指概括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说：“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邓小平以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的思想。这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改革有望，军心开始沸动。但由于“四人帮”干扰，全面整顿中途夭折，军队“消肿”工作被迫停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消肿”问题才得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到1984年的近10年中，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小会讲，集体个别谈，多达数十次。直到1984年11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审时度势，郑重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思想。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
1985年：邓小平果敢坚毅地竖起一个指头，百万裁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改革是一场革命。实际上，从1975年到1985年，全军进行了5次比较大的精简、调整，其中1985年这一次就又需要裁减100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除了1975年整编因“四人帮”干扰没能进行下去，以后的3次精简、调整，都是少数单位和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这种状况导致了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怎么办？如何克服这种恶性循环？这时，邓小平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认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历次精简整编的经验教训表明，“消肿”必须改革体制。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所以，1985年的精简整编，军队吸取以往的教训，又学习地方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的步子也就迈得比较大了。
军队改革的主要办法大体上是撤、并、降、交、改、理等。“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的番号等；“并”，主要是合并领导机关机构，像大军区合并、同类院校合并，有的归属地方等；“降”，则是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比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分别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将部分属于各级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单位，例如内卫部队和县市人武部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列入军队序列、编制；“改”，就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改成文职等；“理”，就是在上述基础上，调整和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军队改革十分困难而又复杂。仅以合并、减少4个大军区为例，精心设计、施工的战备工程，配套的保障设施，互相熟悉、得心应手的办事机构，伴随自己工作和成长的光荣历史番号，等等，这些多少人、多少年心血所建成的东西需要放弃，无论从工作、生活和个人感情上讲，都是很痛苦的。然而，为了落实中央军委、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军队的有关指战员，坚决而及时地完成了。撤销就更复杂了。1985年我军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撤销了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具有赫赫战功的部队，一下子撤销了番号。但是，部队指战员如同战争年代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样，在和平时期叫干啥就干啥。为了党和人民、国家的事业，叫留叫撤，坚决执行命令。有的部队为最后向军旗告别，干部战士含着热泪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这说明我军指战员不仅经得起战场的生死考验，也经得起和平时期体制编制改革过程中名利地位得失的考验。事实还雄辩地证明，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有关“消肿”必须改革体制的一系列论断和措施完全正确，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正是由于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才能对军队体制编制进行一系列改革，撤并减了大量机构。其中，1985年整编，全军就撤并了军以上机构30余个，师、团单位4000余个。撤并这么多机构，减少很多干部和大量保障人员，这对完成精简100万人的任务，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1985年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经邓小平批准，把陆军和其他特种兵部队统一整编为陆军集团军。在海军、空军中，也加强了诸兵种的合成，初步提高了我军诸兵种合成的整体作战能力。这是我军在建设合成军队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也是我军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经途径。此外，还有妥善安置干部，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等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邓小平的果断决策。
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领导百万裁军，邓小平十年磨剑，提出了关于军队“消肿”、建设精兵，以革命的精神改革我军的体制编制，军委总部机关要带头“消肿”、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加强我军合成建设、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等思想。这既是消除我军多年积弊、改变臃肿庞杂状况的重大战略决策，使全军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建设的指导方针。（宋毅军）
（摘自《党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