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虽然毛泽东说邓小平仍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但父亲已经做好了形势进一步恶化的精神准备。跟着父亲经历了近十年“文革”运动锻炼，我们全家老小，也都早已成为老“运动员”了，我们明白父亲目前的处境，我们也像父亲一样，做好了父亲再次完全被打倒的准备。
1976年3月，父亲决定从东交民巷十七号，搬回原来我们在宽街的那个家。“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知搬了多少次的家。从中南海被赶到方壶斋，从北京迁往江西，再从江西回到北京。从花园村，搬到宽街，再到东交民巷。这次，又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在“文革”中，政治挂帅，连搬家都和政治因素紧密相联。十年之中，每一次搬家，不是意味着政治情况恶化，就是意味着好转。搬家，也搬出政治经验来了。这次我们主动搬回宽街，表示我们全家已经预见到，一场政治恶战，就在眼前。
周恩来去世后，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人心不稳。人心不稳，便会“谣言”四起。那时候，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国的大小城市，传闻不断，议论纷纷。这些被“四人帮”后来一再追查的“谣言”，差不多都是关于江青的。说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是个三流电影明星，讲江青与当时她的丈夫唐纳的风流故事，说江青当过叛徒，还有关于江青生活腐化和行为乖张的各色传闻。反正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讲的是有关江青的，人们统统都相信。而且你传我，我传他，“流言”与“蜚语”，“奇谈”与“怪论”，不胫而走。老百姓议论江青，不是为了猎奇和寻找乐趣。在那种乌云压顶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江青“四人帮”的蔑视和憎恨。
周总理去世的悲痛，仍然萦绕在人们的心中。“批邓”的狂飙，又使人们那已经相当敏感的神经绷紧。
“四人帮”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批判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同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文章批判邓小平整顿派性、起用老干部。2月16日，江青、张春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化大革命铸造的一代新人》的批判文章，跟着，新闻纪录片《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投入摄制。2月20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她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2月23日，张春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攻击国务院决定进口外国成套设备是“买办资产阶级”。2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公布了毛泽东批评“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修改过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说“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2月份，王洪文起草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的讲话，攻击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反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张春桥在与参加打招呼会的上海人员谈话时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说大批老干部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是“敌人”。迟群、毛远新在北京、辽宁等地大专院校鼓吹要培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迟群在清华大学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反修必须批孔》的文章，将1972年周恩来致力于纠“左”的思想和行动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3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由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红旗》杂志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诬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3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此文在“批邓”的同时，还影射攻击了华国锋。3月7日，姚文元诬蔑邓小平制造毛泽东讲过“老九不能走”的“谣言”，为在“文革”中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翻案。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审改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3月14日，《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张春桥授意撰写的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于会泳贯彻张春桥、江青的指示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
按江青的说法，自邓小平复出工作以来，“四人帮”一直被关在笼子里，而现在，他们总算出来了，总算能讲话了。他们要复仇，要出一出这憋了一肚子的恶气。“四人帮”活像一群在舞台上表演的丑角，他们的狂暴言行和丑恶嘴脸，毕现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全中国人民的眼前。
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批邓”的暴虐，更使人民心中的仇恨燃烧。这愤怒的火焰，就要升腾，瞬间就会变成万丈之势，燃遍整个中华大地。
从2月开始，星星之火，已在神州四处燃起。2月23日，福建刘宗利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的罪状。2月26日，福州大学教师厉海清贴出词作《天仙子·葬志》，表达了对林彪、“四人帮”的痛恨。3月2日，武汉街头出现“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等大字标语。3月9日，贵州省贵阳市七名青年工人贴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愤怒鞭挞江青、张春桥等人，并自费运到郑州、长沙等地散发、张贴。3月11日，福建省三明市赵大中贴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3月20日，广东省顺德县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的谬论。3月25日，武汉市出现题为《绝对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3月26日，武汉锅炉厂二百余人集会，公开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
人民大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以英勇的气概和胆量，开始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伟大斗争。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恶毒的语言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恶行，恰如投向水中的乱石，顿时激起了千层巨浪。人民愤怒了，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达四百二十一件，打去的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人们义正词严地纷纷抗议：“反周总理不得人心！”并质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强烈要求《文汇报》“向全国人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人民的悲痛已化做力量，人民的怒火已变成行动。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清明节，人们会沐浴更衣，清扫墓地，祭奠逝者，追念亡灵。1976年的清明节就要来临了，在这一年的清明节，中国人民要追念和祭奠的，是他们的好总理——周恩来。
总理逝世的时候，“四人帮”不让群众悼念总理。但人们把对于总理的敬爱和追念，深深地蕴藏在心里。清明节还没到来，人们早早地便开始了他们的祭奠行动。
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人民的好总理献上了第一个悼念的花圈。从这第一个由孩子们送上的花圈开始，掀起了一场永载史册的、无比壮烈的、与“四人帮”进行决战的伟大的人民斗争运动。
3月24日，南京群众抬着花圈，走到雨花台，率先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隆重的悼念活动。28日，南京的大学生，抬着周恩来巨幅遗像和大花圈，举行了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游行、集会和示威活动。29日，反对“四人帮”的大标语一下子贴遍了南京市的大街小巷，贴在了从南京驶向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愤怒的南京学生们用油漆和柏油写下了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字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31日，南京汽车厂的职工在南京中山东路贴出醒目的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