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欢欣鼓舞，盼望拨乱反正。然而，在长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左”的影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之间的关系，还是认识禁区。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显然，以“两个凡是”为指导，就难以开创新局面。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其正确意见。
在5月24日的谈话中，邓小平重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上，邓小平用了很长的篇幅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20多天后，即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公开批评“两个凡是”，给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有力支持。
要从长期形成的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邓小平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从1979年夏，全国各地又逐步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同年秋冬普遍开展起来。这次补课，既大大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宣传和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当时全党面对的难题。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这一难题也提上工作日程。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图为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邓小平。 （本报记者赵大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