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会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此会，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对于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谈到，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是用这个“检讨”说明，他认为全面整顿“这些方法”是正确的，对于对他的批评感到突然，有抵触情绪。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
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5年的12月，“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康生死了。
在中国共产党内，康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出身于山东的一个豪门世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国学渊博，古籍典史无不熟晓。他在苏联受过马列主义的“正规”教育，可以算得上党内的一个“理论家”。他兴趣广泛，精通古玩，酷爱京戏，为人善于察言观色。在党内，不论职务高低，都称他为“康老”。康生虽然表面随和，但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颇具多面性的人物。他最本质的真相，完全不像平时人们眼中的那样风趣随和，而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这个人熟知党内斗争的各种不光彩的权术和伎俩，平时假装生病，一旦风吹草动，便会凶相毕露。他和江青有着旧交，江青的母亲是康生家的旧仆。他和毛泽东的交情也不一般，毛泽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是由康生带回中国的。延安整风时，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信任整了很多人，是有账的。在这以后，他自知多行不义便明哲保身，假称有病，蛰伏了下来。一直到“文革”爆发，他的机会再次来临，便又重整旗鼓粉墨登场。“文革”中，康生先是作为“中央文革”顾问，继而青云直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于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他的整人的伎俩和狠毒得到了充分发挥，经他点名、为他审查、被他残害的，不知有多少人。他先是与“四人帮”沆瀣一气，后又因为争权夺利而相恨成仇。1973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可见到了那个时候，康生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已表现得如仇如敌。
1975年底，康生已性命垂危，但仍恶性难改。即便是人之将死，还不甘寂寞，还在耍弄两面派。他一方面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想让她们向毛泽东传话，一是表明自己在历史上没有叛变，二是“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康生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想跟在毛远新后面也立一功。死到临头了，他还用最后一口气，鼓动如簧之舌，竭尽搬弄是非之能事。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又一个“文革”风云人物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真是一个各色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人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像康生这样在政治舞台上曾经风光一时的恶人和丑角，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党，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祸害，造成了多少无可挽回的损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