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名为“打招呼”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向党政军高级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等有关指示。因为此时，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在召开“打招呼会”的会前，由邓小平将中央草拟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报送毛泽东审定，并将开会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1月2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办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对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在写这封信的次日，可能是经过了一番考虑，毛泽东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又给邓小平写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后来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打招呼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诬告迟群、谢静宜，矛头实际上对着毛主席。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并已扩大至全校师生。二、毛主席指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革的账，总是要翻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念完《要点》后，邓小平讲：“下面稍微说明几点。”他所作的“说明”，主要是以下几点：一、“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二、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三、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画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四、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和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央。
在召开这次“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持续进行了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久已梦想的“批邓”终于实现，“四人帮”欣喜若狂。早在10月份，王洪文在上海，就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以及文化部的刘庆棠等人多次密谈。王洪文叮嘱这些“四人帮”党羽：“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他还让这些人“要讲究策略”，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后来，王洪文还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召到北京打招呼。他嚣张地诬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在忍受批判的同时，除了继续做好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外，邓小平最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他经常去看望周恩来，他要尽其可能，安排好周恩来的治疗，以及他能为周恩来做的一切事情。10月16日下午，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大会堂听取医生汇报周恩来的病况。10月17日上午，他在住地与邓颖超谈周恩来的治疗等项事宜。11月4日上午，他再次在住地约邓颖超谈周恩来的病事。11月11日晚九时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周恩来的病情。16日晚十时半，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医疗组请示关于周恩来病事有关问题。11月27日下午三时，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听取周总理医疗组的汇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