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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第47章艰难时日

邓榕

2016年08月09日08:36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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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们在宽街的那个家,地处十字路口,进出十分不方便。父亲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经常在家里开会和找人谈话,而院子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地方,来客的车子根本停不下。一些要客,如政治局委员的车,时常不得不停在大街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办安排,父母亲搬到东交民巷十七号去住了。

东交民巷十七号,过去被称为老八号,是50年代初期盖的一个住地。院子里从南到北,前后四栋楼房。说起来,我们家跟这个房子挺有缘分的。1952年我们家从四川迁居北京后,曾把这个院子里的第三栋楼分配给我们家。在我们还没有搬来之前,有一次,父亲去看罗荣桓元帅。罗帅的身体很不好,看到罗帅住的房子有些潮湿,父亲当时就对罗帅说:“你住在这里不行。中央给我分了一处住房,我让给你去住。”在父亲的亲自安排下,罗帅住进了东交民巷的房子,而我们家则在后来搬进了中南海。“文革”以前,东交民巷这个院子里住着罗荣桓元帅、贺龙元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四户人家。“文革”开始后,罗帅的遗孀林月琴阿姨带着孩子们被赶了出去。贺龙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来把他们夫妇藏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住地等处,后来被林彪一伙抓走关押,孩子们都被“扫地出门”赶出了家。“文革”以后,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院子便空了起来,没有人住。后来,周恩来生病,中央把原来贺龙元帅住的那栋楼修缮了一下,准备总理来这里养病,可是总理一直没来住过。偌大一个院子四栋房子便一直空无人住。

这时,正好我们家的住房成了问题,于是父母亲就被安排暂时住到这里。我们住的,就是原来贺龙元帅曾经住过的,后来又为总理修缮的那个楼。一开始,父母亲说是暂时住一住的,没有带家小去。但不久,他们嫌寂寞,就让眠眠和萌萌两个孙儿跟着住过去了。再后来,邓林、邓楠和我,三家人也都搬了过去。没办法,我们家的人就是爱热闹,爱扎堆儿。这个楼本是为总理修缮的,总理家没有孩子,人口少,所以楼内的卧房不多。我们家十几口人都搬了过来,房间一下子就不够住了。于是我们把人家原来准备办公用的房间,都住上了人。我和贺平住在客厅旁边原来准备做书房的房间里面。没有书房了,父亲就在南边的前走廊上放了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他说,这里阳光好,空气也好,又可以看着孙子们跑来跑去的,是最好的“办公室”。就这样,从1973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先住花园村,再从花园村搬到宽街,然后从宽街搬到东交民巷。两年多搬了三次家,也真够折腾的。

搬到东交民巷后不久,政治气氛便发生了变化,那种搬家的忙碌,很快就被政治风向的突然变幻所掩盖。这时,毛泽东已经让毛远新召集了八人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的来临。家中的气氛,由平日的吵闹欢乐,一下子沉静了下来。父亲白天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十分忙碌。他还要经常接待和会见外宾。仅在10月份,他就连续接待了为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传话前来访华的小坂善太郎、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等重要外国客人。在公开场合看到的他,依然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但是,回到家里,我们却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闭着眼睛,紧紧地皱着眉头。

跟着父亲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仅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便知道事端既起,就一定会有不可预料的险况。父亲虽然处于政治险境,但在表面上,看不到他有任何情绪上的变化。每日,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作息和生活规律,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看文件,按时上床看书、睡觉。不过,我们作为他的家人,则要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有一次,父亲陪毛泽东见外宾回来,时间已经很晚了。看着父亲十分疲惫的样子,母亲给他吃了安眠药安排他睡下。父亲睡着后,母亲和我们给父亲整理衣服。十分意外地,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我们看到一张便笺纸,纸上几个大大的字,这是毛泽东的字!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话已经有困难,有时会把要说的写下来以表达他的意思,但没想到,我们竟会亲眼看到毛泽东写的字。我们壮着胆子,把那张便笺纸拿了出来。在台灯暗暗的光线下,妈妈、邓楠和我,三个人把那个便笺拿着,极其认真地研究了起来。便笺上面的几个字大大的,每一个字的笔划都是弯弯曲曲的,有的字完全认不出来。因为这些字的意思不是连贯的,可能只是毛泽东在说什么的时候进行的补充,所以我们极力研究了半天,也没猜出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并不是对毛泽东的字感兴趣,而是急切地想从中找出关系到父亲政治命运的寓示。父亲一向很严格,我们偷看了他的东西,已经是“犯戒”了。我们不敢声张,看完后,赶紧把那张毛泽东写了字的便笺纸,悄悄地放回了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如果不是处在那样的非常时期,我们家里的人绝对不会干这样“出格”的事情。

我们知道父亲正在受到批评,但不会向他问什么,一来是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们,二来还会惹得他心烦。我们这时能做的,只有更加地体贴他,以家庭的温暖尽可能地舒散他心中的不快。

我们尽量多地陪在他的身边,让孙儿们在他面前玩耍。但当父亲开始闭目沉思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闹着玩着的孩子们带走。我们一个个也都低声细语,或静静地陪着他坐在那里,生怕打扰了他或烦着他。平时总是嬉笑热闹的家里,会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夜间,在昏暗的走廊上,只点着一盏台灯。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常常一坐就是很久,很久。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我们的楼里,这时依然是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只不过,来的人不同,来的目的也就不同。

李先念、纪登奎副总理和胡乔木等时常会来,他们是来谈工作的。邓颖超常来,她是来谈总理的病情和治疗事项的。王海容和唐闻生更是常来,她们二人有时是来和父亲本人谈事,有时则来找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因为经常陪外宾,可以见到主席,可以跟主席说得上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当时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身体不好,晚年更是不轻易见人,连主持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轻易见不到他。所以,如有事情想要向毛泽东汇报,有时只有通过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二人会在陪外宾见完主席后,利用机会向主席讲上几句。江青就曾经多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让她们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不过,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个人,从心里讨厌江青,与“四人帮”那伙人格格不入。她们崇敬周恩来,也崇敬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信任王、唐。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经常找她们谈事,其中有外事工作方面的,更有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事宜。基于同样的原因,王海容和唐闻生也是我们家的常客。父亲有事情常找她们二人来,比如有事要向主席报告,或者有事要探询一下主席的意思,也都交待王、唐去办。在那个时候,在与毛泽东保持沟通方面,王海容和唐闻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父亲受到批评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因受“牵连”,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在主席面前说得上话了,但是,她们仍是常常来我们家,常常和王瑞林一聊就聊上半天。和我们全家一样,对于形势的估计,她们二人也已经感觉到越来越不乐观。在“批邓”开始以后,来我们东交民巷的那个家的最后的客人,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还来过一个极其特殊的人,那就是毛远新。毛远新向毛泽东告了邓小平的状,毛泽东知道毛远新对邓小平有意见和看法,他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谈,把意见直接向邓提出来。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了。那一天,知道毛远新要来,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在家的人都十分地戒备。毛远新来了,一副新贵的模样,派头十足。父亲则抽着烟,沉静地坐在会客室里等他。来人落座,便开始谈了起来。客厅的隔壁,就是我住的那个原来的书房。这个房间和客厅仅隔着一个木板做的书架,客厅里的声音大一点就会传过来。那天,恰巧我和邓楠在屋里,从偶尔传过来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父亲和毛远新这次的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从客厅走出来时,父亲还是那样的沉默,也还是那样的从容。他不会因为毛远新的“告状”而改变进行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这个决心,他早就下了,从他回北京的那一刻起就下了,从他复出工作之时起就下了,从他坚定地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起就下了。“四人帮”闹,他没有动摇过;毛远新加进来闹,虽然形势更加艰难,他依然没有动摇。九年以来的风风雨雨,早就练就了他那坚定的信念,早就铸成了他那绝对不会动摇的决心。

11月1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工作时,邓小平谈起他因转刘冰的信而受到批评。胡乔木对邓小平说,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做法,毛泽东早就有意见。他们二人对于形势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清楚。批评邓小平,是基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风波,是不会停息的。

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没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职,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掉邓。毛泽东没有让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虽然让王洪文回京,但却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或者说交给“四人帮”。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因此“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几次开会的时候,邓小平采用的是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使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不只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这样简单,而变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这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让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永远不能翻案。

(未完待续)

(责编:秦晶、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