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红七军前委（后改称红七军团委，又称小前委）书记邓小平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6月，邓小平要求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得到批准。8月初，到达江西瑞金。
瑞金是邓小平向往的地方。在来之前，他对瑞金就充满着美好的想象，深知县苏维埃政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成立，朱毛红军曾多次在瑞金进行革命活动。眼下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瑞金的革命斗争，一定会像这8月的天气般热气腾腾，参战支前一定会搞得如火如荼。可是，现实出乎邓小平的意料：此时的瑞金，没有笑语，没有歌声，看不到放哨的赤卫队员，看不到商人在集市经商，找不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连苏维埃的干部都难以遇到。而看看墙壁，到处贴满了肃反标语。这是为什么?原来，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李添富极力推行“左”的肃反扩大化政策，主观臆断瑞金有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将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大批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杀害，致使各级干部被迫纷纷离乡外逃，全县处于一片血腥恐怖之中。
正在这时，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也来到瑞金进行调查。一天晚上，他们三人在瑞金老共产党员杨世珠家里秘密开会。邓小平说：“瑞金的党组织被坏人把持，反革命十分猖獗，大批革命群众遭到残杀，全县田野荒芜，杂草丛生，人烟稀少，街道冷清，到处死气沉沉，一片萧条景象。”三人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县委领导，恢复县苏维埃的正常工作。鉴于当时交通阻隔，通讯不便，来不及与中央取得联系，他们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主持瑞金全盘工作，方法是先作调查，后正式宣布。
1931年春天，闽西苏区在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及党内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反对“社民党”的狂潮，大批苏区干部及红军指战员被控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遭到整肃。毗邻闽西的瑞金，也被这股强大的黑风所侵袭。半年前从福建被派到瑞金担任县委书记的李添富，笃信“社会民主党”在瑞金的存在，十分赞赏闽西大搞刑讯逼供的做法。上任不久，便把肃“社会民主党”的瘟疫带到了瑞金并亲自担任了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他为了掀起清洗“社民党”的高潮，怂恿手下工作人员层层加码，允许“先斩后奏”，“可以根据口供抓人和审讯”。于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有点文化的人、有点错误和毛病的人、不满极“左”做法的人，统统被指控为“社民党分子”而遭到逮捕、关押、拷打、逼供、处决，被杀干部、群众有名有姓的就达435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8人。瑞金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一次就有100多人被集体杀害。
邓小平看到瑞金这种情况，非常愤慨，强烈感到这场肃反运动给瑞金这块红土地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勇敢挑起扭转瑞金乾坤的重任。他一面稳住现任县委书记李添富和现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在权，一面指派6名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由金维映带队深入到各区乡了解情况。调查组悄悄来到肃“社会民主党”最严重的武阳、挑阳等区乡调查。事实让人触目惊心：从5月到7月，几乎天天有人被枪决，有时一天枪决多达五六十人，少则也有一二十人。武阳区委、区苏维埃为此一度瘫痪，无人负责。人们见到县里来人，就扛着红旗上山，躲藏起来。经过20多天的紧张调查，邓小平了解到这一严
重局面后脸色铁青。他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抽烟。他认为，要扭转瑞金乱捕乱杀的现象，必须发动群众撕开李添富的假革命面具。于是，他回到县城后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揭发、控诉极“左”肃反路线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李添富也参加了会议，但邓小平没有让他发言。李添富感觉风头不对，再不敢下令杀人。
9月初，邓小平认为反击的时机已到，就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公开亮出了自己新任瑞金县委书记的身份，要求大家认真讨论如何纠正肃反的偏差，如何拨乱反正。邓小平在会上愤怒地说：“李添富是什么人?是反革命!你们不要怕，上级有人在这里给大家撑腰。”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果敢地下达命令：拘捕民愤极大的李添富和谢在权，立即释放300多名在押的贫农、中农等无辜干部群众，对地主、富农则按党的政策予以区别对待。
9月下旬，邓小平在绵江中学主持召开瑞金县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健全新的县苏维埃政府机构，选举黄正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接着，群情激愤地公审了屠杀革命群众的几个刽子手。会议结束后，将罪大恶极的李添富和谢在权押上了断头台。瑞金人民闻之拍手称快，全县形势立刻由人心惶恐转到欢歌笑语，整个局面很快大为改观。干部群众纷纷伸出拇指说：“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道会杀害多少革命同志。”邓小平在瑞金倾力纠正肃反错误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中共赣东特委的表扬，也得到上海党中央周恩来的赞赏。（冯都）
（摘自《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