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5年的9月，对于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毛泽东还是保持着支持的态度。他心目中，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对客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从以上言谈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现时的国情，毛泽东是有一定认识的。第一，中国现在可以算作“天下最穷的”国家。第二，中国现在有领导危机。第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壮丁”的意思，就是能干工作的人，或者说是能够接班的人。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壮丁”，表明直到此时，他还是对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
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还有一点，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邓小平的能力。可以说，对于邓小平的“大胆”，对于邓的魄力和能力，毛泽东是欣赏的和肯定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虽然“四人帮”一伙不断地反对和从中作梗，毛泽东采取的态度一直是：节制“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但不幸的是，不久，毛泽东的态度开始改变，形势也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情的起由，是在1975年的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的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信中，刘冰等对迟群、谢静宜两个“四人帮”的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以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而信口胡说大发牢骚，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刘冰等人的这两次上书，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
看了刘冰的上书，毛泽东虽然暂时没予理会，但心里肯定已经不高兴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小谢和迟群虽有“缺点”，但毕竟是“文革”的功臣。邓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邓的立场就是支持刘冰而反对小谢、迟群的。这一点，也令毛泽东心中不悦。这件当时并不起眼的事情，在不久的后来，却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由和导火线。
经历了1971年林彪自爆事件后，毛泽东重病一场，身体一直不好，病情时重时轻。到了1975年，毛泽东已届八十二岁高龄，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在那样的时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然系于毛泽东这个垂暮之人一人之身。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根据他本人的建议，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表明了一个在他心头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经过林彪事件，毛泽东不再会把权力给予
一人之身。在政治大局上，他采用的是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相制衡的办法；在个人的信任上，他最终选择的，还是他自己的亲人。这种情况，越到毛泽东的晚年，越加严重。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战争年代英勇牺牲，只留下了这么一个后人。毛远新在“文革”爆发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爆发后成为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以后迅速提升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军区的负责人。“文革”以前，他和江青的关系并不亲密。“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双方的相互需要，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毛远新随即成为在辽宁省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四人帮”麾下的一大干将。毛泽东让毛远新当他的联络员，一下子把毛远新提到中央政治权力的核心部位。毛远新以毛泽东侄子的身份，不但成为毛泽东的传话人，而且成为仅有的几个能够见得到毛泽东、可以和毛泽东说得上话的人。
毛远新给毛泽东当联络员，而且和“四人帮”，特别是和江青走得很近，邓小平看得十分清楚。对此，他保持了一份应有的警惕。10月3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邓小平提出：“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上，毛泽东即把邓小平找去。在此次见面中，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之事。邓小平向毛泽东询问，这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毛泽东让毛远新做联络员，令“四人帮”兴奋不已。毛泽东晚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已不容易见到他。就连江青，他的妻子，也很难见得到他。“四人帮”想要向毛泽东“告御状”进谗言，也是相当困难的。而现在，他们的人终于可以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终于变成可以向毛泽东耳旁吹风的重要人物。对于“四人帮”来说，这真是一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儿。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在欢欣兴奋的同时，立即策划于密室。这一次，他们要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
毛远新自从当了“天子近臣”后，心甘情愿地为“四人帮”充当工具。当然，毛远新也不是“无私”地为“四人帮”效力。他一跃进入中央核心，野心和对权力的期望值都大大提高，他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毛泽东身后，在江青当了“女皇”之后，他也要在政治权力的中心分一杯羹。毛远新真是“不辱使命”，新来乍到，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他对毛泽东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现在，只在口头上说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毛远新煞有介事地讲，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毛远新针对邓小平所提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说，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否定了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他向毛泽东建议：“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还应该对干部进行教育，使干部有正确的态度，干部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他还向毛泽东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借机大行挑拨之能事。他对毛泽东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当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立即抓住机会为迟群辩护。他对毛泽东说，迟群他们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毛远新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毛远新在“汇报”时，抓住了一个对于毛泽东来说最为要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问题。如果有人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异议，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毛泽东表了态，同意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泽东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针对刘冰的信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是生气了，他生气的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他苦心地安抚和安排，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还是对“文革”不满，还是要翻“文革”的案。这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运动的态度，已经被毛泽东视为是拥护还是反对他的试金石。他要用他全部的力量，来捍卫这一场对于他来说关系重大的“革命”运动。
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毛远新他们告状的主要对象是邓小平，对邓小平，毛泽东是要批的，但是，他并不想把邓小平再次打倒。他对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又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