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件。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不能看文件，也不能看书。这种状况，等于把毛泽东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和乐趣，统统剥夺了。毛泽东这时所经历的无奈、焦虑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处于这种状况，为之操心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的同志们。毛泽东的眼疾，能不能进行治疗，怎样治疗，怎样确保安全地治疗，成为中央政治局关心的一个大问题。1975年7月6日，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主持召开了有
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7月20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定给毛泽东的眼睛施行手术治疗，并具体研究了手术实施方案。
要治白内障，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毛泽东不爱看病，更不喜欢做手术，但是只有做手术才能让他重见光明，他终于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进行手术治疗。7月23日晚，由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主持，给年近八十二岁的毛泽东施行了白内障治疗手术。周恩来特地从他所住的医院出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一直守候到手术安全顺利施行完毕。手术后，毛泽东可以戴上眼镜重新看见东西，心中甚是高兴。重获光明，能够重新看书、看文件和批文件，毛泽东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
在毛泽东治眼睛的时候，全面整顿的工作正在更大规模地展开。对于全面整顿和整顿所取得的成效，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和赞成的，但对一些他认为有疑义的问题，也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如科学院草拟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在毛泽东处就没有获得通过。当举国上下为全面整顿的新风所振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毛泽东所患白内障经治疗虽有好转，但眼力仍然不好，所以毛泽东看书时常会请人代读。8月14日，北大中文系女教师芦荻给他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毛泽东一边听，一边随意地谈了对一些古典小说的评价。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然后谈到了《水浒》。毛泽东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每一部古典名著不但极其熟悉，而且均有独到的见解。在他重读《水浒》的时候，他一边听，一边有感而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事件偏偏就由此产生了。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发一点议论，发什么样的议论，都无关大局。可这次发议论的却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绝对权威和无尚崇高地位的毛泽东。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哪怕是有感而发的随便的一句话，都会变成“最高指示”，都是至高无上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定都记得，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立刻就会迅速地“传遍祖国上下，大江南北”。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人们立即就要拥上街头，拥到天安门广场，去欢呼，去游行。“文革”中的许多“革命进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进行的。一个“最新指示”的发表，往往预示着一场新的“运动”或者“斗争”的爆发。更何况，在“文革”中，还有像“四人帮”这样一些“有心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毛泽东的新动向和新言论，一旦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立即会“不
失时机”地加以渲染和利用，作为他们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谈《水浒》的当日，教师芦荻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文。当天，“四人帮”的大笔杆子姚文元便得知此事。他如获至宝，感觉到时机来了，立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提出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信后欣然批示：“同意。”
这样一来，“评《水浒》”就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8月28日，在姚文元的策划下，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长于会泳等开会，说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她居心叵测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四人帮”的精心部署下，8月31日，党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8月28日的短评。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评〈水浒〉》。看看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吧：一、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二、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义哲学。但凡是明眼人，一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便可知道该文蛊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由“四人
帮”一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在“四人帮”的策划下，该社论把评论《水浒》说成是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一下子造成了开展大批判的气氛，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与“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
在这个危难时刻，邓小平的心，与周恩来紧紧连在一起。8月7日，周恩来到手术室做治疗，他的忠诚的战友邓小平在医院守候着。9月17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9月19日上午，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地，与邓小平谈周恩来的治疗情况。周恩来目前的病况，实在不容乐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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