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静静地摆放着邓小平当年的部分手稿，这些手稿无声地述说着小平同志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从中挑选几份，讲述它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来领略小平同志的伟人风采和情怀。
一本油印杂志
上世纪20年代初，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编辑部成员。他主要从事蜡版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从工厂下班后，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他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当时，担任刊物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就吃两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困了，就在地铺上稍事休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刻写、印出一篇，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
邓小平刻的蜡版字体工整，油印清晰，装订简雅。刊物印出来后，大家都赞不绝口，称他为“油印博士”。这既是对他隽秀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严谨的工作态度的肯定。后来《少年》改名为《赤光》。邓小平曾以本名和化名发表过许多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如《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语言尖锐、泼辣，富有战斗性。《赤光》杂志由于办得生动活泼，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所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深受当地华人欢迎。
一份会议记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了秘密会议——“八七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加上交通不便、时间紧迫，参加会议的只有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等21人，当时毛泽东是候补中央委员。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实现了党的工作战略大转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第一次听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从邓小平所作的《八七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有备而来的。他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过去中央在对待国民党和工农运动等问题上的错误，还就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发表了令人赞叹的真知灼见：“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论断，是从大革命时期血的教训中得来的，为共产党人指明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大方向。
这次会议既是我党的重要历史转折，也是邓小平从事中央秘书工作的一次重要经历，后来他回忆说：“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还负责会议接待、安保和会议记录，为期一天的会议形成了长达20页的《八七会议记录》，手稿字体清秀、记录清晰、内容全面，已成为当今研究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一份工作报告
1929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派遣前往广西，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俞作柏部开展统战工作，同时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全面工作。他到达广西后，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他重点开展广西省政府及广西警备武装部队的统战工作，同时迅速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建设，推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桂系将领李明瑞开放农民、工人、学生运动，在军队中建立发展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迅速掌握广西教导总队和警备四、五大队的领导权。经过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广西迅速发展起来。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转机之时，俞作柏、李明瑞贸然通电反蒋。邓小平随即开始实施既定应变方案，于1929年10月6日发动南宁兵变，把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拉出南宁，向群众基础较好的百色、龙州地区挺进。
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1日，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领导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至此，广西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11月初，红七军在河池整编为红七军19、20、21师，19、20师北上征战，21师留守右江根据地。红七军从广西出发，转战七千余里，历时10个月，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和步步紧追，与中央红军在江西汇合。
1931年2月，邓小平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红七军前委决定改称红七军团委。3月，邓小平根据团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在广西的工作，对广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进行全面总结。4月29日，邓小平在上海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共1.5万字，详尽汇报了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立和战斗历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情况，以十分诚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体会和经验教训，这是一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工作具有重要价值的指导性文献。但由于当时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中共中央对报告未予理睬。不过，《七军工作报告》所体现出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和注重效用的工作风格以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封“招贤”信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西南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开展。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立即作出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了修建成渝铁路的计划。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力更生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当时面临着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困难，其中最为缺乏的还是技术人才。为提前做好建设大西南的准备，1949年8月，邓小平在南京专门致信给兵工专家、沈阳兵工总厂厂长陈修和，请其代为物色一批技术人才，并帮助动员他们到四川参加成渝铁路建设。信中写道:“面托物色兵工技术人才事,谅蒙办妥。兹派陈志坚同志来沪办理此事,请赐接洽。关于安家费用等项,亦请商同办理。费神之处,容候面谢。”陈修和，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国民政府兵工、军械部门任职。他熟悉国民政府修筑成渝铁路的一些情况。1949年上半年，邓小平在上海曾拜访他，请他帮忙物色兵工技术人才。接信后，陈修和欣然应允。没过几天，他推荐的一批留洋铁路建设专家纷纷响应号召离开上海进军西南，其中不乏行业内的权威专家：庄权曾留德，任过兵工厂厂长；方兆镐曾留日，任过兵工厂厂长及公路局局长；陈祖东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美，水利专家，任过西南水文勘测队队长；周自新曾留美，任过云南军工53厂厂长……
1950年8月，成渝铁路开始铺轨。建设中，邓小平明确指示：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要大胆使用专家，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专家们倍加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奉献了全部的技术和智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保证了铁路建设的工期和质量，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1952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自己设计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全长505公里的铁路竣工，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四川人民期盼多年的铁路梦终于变成了现实。通车当天，邓小平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任非 彭兴建）
（摘自《秘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