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开过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毛泽东虽然想恢复安定的局面，支持纠正“文革”中的一些极左做法，但在总的路线和政策上仍坚持“左”的错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虽然没达到篡权的最终目的，但在党政军中均分得一杯羹，依然掌握着重要权力并猖狂作乱。“文革”中产生和泛滥的派性依旧肆虐，许多地方造反派和坏人兴风作浪，混乱和武斗不断发生。经济形势仍然让人担忧，工厂停工，铁路停运，生产下降。一些老干部解放、复出，使得政治局面和工作局面有所改观，但工作困难，阻力重重，并与“文革”势力之间不断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已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此时所任职务，兼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职务比“文革”以前还要多，地位比“文革”以前还要高。仅从他的任职看，即充分说明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寄予的厚望。毛泽东信任邓小平的才能，赏识他的品格。他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偌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
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确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他的这一表态，绝对不是一个韬晦的权宜之计。永不翻案，表明了他那始终不变的对党的信念，表明了他那始终如一的对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他看待问题，看待历史，看待个人功过，从来是从历史的角度，从辩证的角度，从客观实际的角度，从大局出发的角度。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或翻历史的旧案。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本人，他永远不会“翻案”。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时候，他也没有“翻案”。“文革”中，他争取复出工作，不是为了个人重得权力，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去算个人旧账。他争取出来，是他认为在他的身上，担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鲜明地反对“文革”错误，痛恨林彪、“四人帮”等“文革”势力对党、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痛惜党和国家受到的重创和损失。重新工作后，他要全面纠正“文革”错误，挽回“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对于这一点，他是毫不犹豫的，也是义无反顾的。他知道，在斗争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和阻碍。他真诚地希望，毛泽东能够真正有所悔悟，能够容忍他对“文革”错误的纠正。但同时，他也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即使毛泽东不认同他的作为，他也不会失望。他要做的，是久已思考成熟了的，是不计个人成败后果的。他深知，没有时间再耽搁了，他已经七十一岁。有多少人能够在年过七十，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一番新的政治作为，而且是充满艰险的政治作为呢？光阴似箭，时间不等人啊！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扭转时局，就要快，就必须破釜沉舟、坚决果断。而且，既然要干，就要彻底地干，就要一下子全面推开地干。这就是邓小平的个性和风格。
真是说干就干。四届人大结束一周之后，1月25日，邓小平刚刚就任总参谋长，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军队要进行整顿。他说，目前军队的状况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一定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总参、总政、总后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