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农村改革有不解之缘，他的一生是致力于探索农村改革的一生。他的忧与乐、苦与甘、起与落、荣与辱都与农村改革相关。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因反对“左”倾路线“进攻城市”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受到批判；五六十年代，他从农村实际出发，提出要“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支持“三自一包”，这实际上也是支持农村改革的试验。1974至1975年，他大力抓整顿，要把经济搞上去。他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七十年代末，他复出后，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农村改革。他指出，“前一次三中全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解决了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使农民有经营管理自主权等政策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张放权给基层和农民，当一些地方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理解时，邓小平又耐心做工作，教育干部，并采取“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的做法，让一部分先富起的地区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他主持中央工作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一年一个“一号文件”都是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一中心主题展开的。
邓小平为农村改革，可以说是寝食难安，呕心沥血，而且受尽苦难和委曲，但他百折不挠，坚定不移。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如此倾情，而且惮精竭力，既与他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关，更在于他对中国国情、中国农村状况的深刻认识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崇高思想。历史已经证明，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农村改革及其成就，就没有中国农民今天的富裕，就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图为1981年9月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到中国农村改革时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已经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标并不是很快能实现。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 (记者 赵大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