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那段“非常岁月”中，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经历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次跌落。面对无端加在自己身上的这场浩劫，邓小平心胸坦荡、平静应对。但当得知儿子邓朴方因自己而被迫害致残时，他百感交集、无法释怀，两次致信中央请求帮助治疗。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让邓朴方出院，到江西同他们一块儿生活。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疑问，都使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中央求助，希望儿子能在现在的医院继续治疗。10月17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邓小平在期待中焦急地等待回音。不久，组织通知，送邓朴方到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邓小平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但好景不长，1971年2月3日，邓小平从妹妹邓先群的来信中得知儿子朴方被赶出三〇一医院，送至北京市清河镇社会救济院。这一刻，邓小平再也放心不下深受病痛煎熬的儿子，立即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信，希望组织将邓朴方送到江西，由他们两位老人自己来照顾。皇天不负有心人，1971年6月，分别五年的儿子终于与父母在江西团聚。可是这个儿子不是像其他子女那样欢蹦乱跳回来的，而是让人连同轮椅一起抬回来的。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言，伤心的目光表达了一切。邓小平每天为儿子翻身、擦澡，搽上痱子粉，把收音机给儿子调试、维修，让儿子充分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心里的创伤也逐渐愈合。
2004年，当邓朴方回家乡参观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读到这两封信时，眼里顿时噙满泪水，泣不成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写给中央的求助信，他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信。因为父亲这辈子很少求他人为家人办事。
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也是一位慈父。他平日在家话语不多，对子女的爱更是不轻易说出口。由于受自己的牵连，儿子朴方永远无法站立起来了，这种痛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邓小平用他坚强的内心抚慰着家人心灵上的创伤，用他那质朴的情怀诠释了伟大的父爱。(任非 彭兴建)
（摘自《秘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