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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关头的“三把火”

2016年06月24日07:43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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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了“三把火”,也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先说说前“两把火”,即邓小平1977年11月在广州的视察和1978年2月初在成都的视察。

1977年11月中旬,邓小平到广州视察。11月17日,他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时,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是形式主义。由此他感觉到:“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他对一些政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感觉到,人们思想中还有很多“左”的束缚,还有很多条条框框,实践中不敢迈开步子,甚至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做法也不敢去改变。两个多月后,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事例。

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

广州和成都这两次谈话时间相隔不长,主题也比较一致,都是谈政策问题。在两次考察过程中,邓小平坦率承认内地与香港相比“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需要“清理”;明确提出要多搞门路赚取外汇。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点火”之举。

邓小平的这“两把火”在他所到之地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经过前“两把火”,邓小平明白,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是不够的。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条件下,“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于是,邓小平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放在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上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同志的压制,甚至有人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后来争论越来越大,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大争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讲话针锋相对,矛头直指那些搞“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

正当大讨论展开之际,邓小平离开北京,率团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9月13日活动结束后,他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回京途中又视察河北唐山、天津等地。邓小平点的“第三把火”,就是指他这次视察中的沿途讲话,主要是讲两大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在广州、成都的前“两把火”中,邓小平提出经济政策问题时,人们思想上还有所顾虑。但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抓住时机、趁热打铁,适时点燃“第三把大火”,集中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集中谈改革、谈发展,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讲话,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峰回路转,总是令人回味感叹。通过回顾邓小平的“三把火”,可以明白看到,历史的转折并不是那么轻易实现的。经过这次东北之行的最后“一把火”,邓小平看出,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开始解脱,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呼之欲出。一个月后,他又访问了日本,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引起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高速列车启动了!(戚义明)

(摘自《党的文献》)

(责编:乐意、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