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5日，父母亲出发，再下赣南。此次南行，与上次有所不同。上次去的地方，父亲是第一次去，特别是井冈山，是他久已向往却一直没有机会参观的革命圣地。而此次要去的地方，则是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在那里，他曾经工作过，曾经战斗过，曾经经历了他生活上特别是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际遇。在那里，他被王明路线批判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四十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四十年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又因这个“毛派头子”而得以复出。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吗？父亲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历史，从来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反复重复着，而每次的重复，既有相同，又是那样的截然不同。
中办指示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所以这次出行，省里派了两辆车。一辆伏尔加，由省里派的警卫陪同邓夫妇坐，另一辆吉普车，给黄干事坐。两辆汽车相跟着一路南下。中午在吉安吃了午饭后，再往南行，入夜方才抵达赣州。
赣州是赣南最大的城市。父母亲受到了地方党和军分区干部的热情招待。6日，他们离开赣州，驱车兴国。
兴国县地方和军分区的领导十分热情地安排接待，让父母亲住在以前他们为毛主席准备的兴国招待所二号房。兴国的同志们请邓夫妇吃饭，拿出了当地最有特点的名菜。父母亲很是感动。父亲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参观是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父母亲在当地同志陪同下参观了当年的革命旧址。在参观文昌宫革命旧址时，仔细的父亲还挑出了错误。他看到介绍中把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写成曾珊，就说：“曾山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搞错了。”这里的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父亲听后没有言语，但表情凝重。中午，兴国县准备了丰盛的很有地方特色的菜肴。父亲说：“吃到兴国的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的深情厚意。那时兴国人民对红军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红军。凡是到过兴国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苏区时你们兴国的人口有二十三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
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母亲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7日，父母亲离开兴国。临别时，父亲畅然地说：“总算了了心愿。”
同日上午，父亲到达于都。
对于于都，父亲并不陌生。1931年，他和妻子金维映从上海中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父亲在瑞金任县委书记，阿金就在于都任县委书记。后来父亲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也常来于都。不久之后，他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批判，阿金也离开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就是从这里，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于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万人口的县城。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只有这于都河水，一样地滔滔不绝，向北流去。四十年前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父亲几次提到他的前妻。他问于都的同志：“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知道吗？”他还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在参观革命纪念馆时，可能觉得介绍的内容中有渲染成分，父亲只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晚餐时，看见有一盘“泥鳅焖芋头”，父亲对陪同的人说：“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
毕竟是重回故地，看见这么多熟悉的风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动的。在招待所，夜很深了，父亲还未睡觉。陪同的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说：“千里迢迢，来一次故地不容易，已经四十年了，才来上一次。看来，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寥寥数语，表达了一片拳拳之情。
辞别于都之后，8日到达会昌。
会昌，对于父亲来说，可谓意义非同一般。1932年，父亲在当时被称为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的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面对面的对敌斗争。也是在这里，因为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他被扣上“右倾路线”代表人物的罪名，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一起，被斗争、被免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对于他来说，在会昌，既有光荣的回忆，更有悲壮的阅历。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个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个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这次到会昌，恰逢县里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父亲执意要看。他兴致勃勃地走到会场里，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8日下午二时，父亲离开会昌。路上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父亲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
8日下午，父亲一行到达瑞金。一到这里，当地的同志就对父亲说：“你是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温暖了父亲的心。四十年前，父亲从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是中共瑞金县委的第一任书记。对于瑞金，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旧址，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太让人熟悉了。
9日，他参观了瑞金沙洲坝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旧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央军委旧址。对这里，父亲熟悉得很。不用人带路，他也认得。他还主动带着大家，翻过小山，到当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在那个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庄里，父亲向当地的人介绍，当年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在哪里办公；他本人作为《红星》报的主编，住在哪里，在哪里编辑和印刷报纸。参观后，他看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地去和他们打招呼询问。
10日，父亲一行在瑞金参观了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在制糖厂，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父亲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在路上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母亲笑着说：“哪还能干二十年？”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六十九岁，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嘛，干二十年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说，他还可以干二十年。这绝不是信口所说，而是发自内心的信誓旦旦之言。虽已年近七十，但父亲自觉身体很好，自觉精力很好，自觉还可以工作、还可以发挥作用。在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非常时刻，他坚信，他还可以以他全部的生命和热血报效党、国家和人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