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经过30来年的长足发展，现在已成为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群体。抚今追昔，倍感邓小平当年决策的高瞻远瞩和英明果断。
“拿来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邓小平面临不容乐观的局面：高级专业人才断层、紧缺，各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学习。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这时派留学生还带有探索性质，其中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派10个人到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实验室学习(丁肇中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另外，还派人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那里学习。邓小平解释这样做的政策是“拿来主义”——“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同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至700名留学人员。1979年初，最初的52个访问学者被分到了美国的几十个不同的学校里。两年后，他们学成归国。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
李政道的CUSPEA计划
对中国十分友好，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讲学、探亲、访问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非常关注中国这一重大举措。他发现到美国的这52名留学生去的都不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校的物理系里没有一个中国正式派去的研究生。这促使他提出一项培养高端研究人员的计划——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其费用（生活费、学费、医疗费等）全部由美国民间负担；目的是使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国学生完全一样的训练。
邓小平也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从1978年开始，我国政府决定向外国增派留学人员。到1984年，共向54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2万多人。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勤奋攻读，取得良好成绩，他们之中已有1万人先后学成归国，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1万1千多人在国外继续学习。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有7千多人。
与此同时，自1981年以来，我国在国内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已近千名。从1978年开始，选派出国的研究生累计已有3000余名，到1984年已陆续有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工作。
学成归国以及国内培养的高层次科技人员如何安置，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很现实而紧迫地摆在党和政府的面前。“博士后”制度，是世界各科学发达国家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一批专家学者也建议在我国实行“博士后”的制度。
1983年3月9日上午11点至12点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李政道时，邓小平说：“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动站’的建议我已看到。我们亦设想过很多方案，但没有那么具体。（人才流动）问题不解决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费。国内知识分子担心待遇低，但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发挥长处。”
李政道解释说：“如建100多个站，每站10人，永远保持，就有1000多名年轻人（包括所有学科）。流动了可利于选人，看得出哪里合适。一个站可从属于一个院（所），但站的位置一定要保持，这像个泵，水可流动起来。仅一个所，流动不起来，现如建这么多站，就可流起来了。”
陪同会见的卢嘉锡说：“这种流动站可一试，但一定要全国一起考虑，靠一个单位是做不到的。”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现在我们要避免头脑发热，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现在财政情况还好，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一锤定音：“这是新事物，新名词。”“我赞成，同意了。”
李政道提出的问题给邓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触发邓小平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1983年秋，《延安报》记者杨捷文在采访中发现，陕西延安地区有个李武强，西安市人，青年知识分子，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后被分配到富县广播站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认真钻研电真空学，自修了俄、日、英、法四国外语，并于1980年2月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文革”之后，我国最早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之一。1982年李武强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他回到北京。但由于一些主管部门互相推诿，一年半过去了，他仍然没有被分配工作。有关部门本着“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一纸调令直接将李遣回原工作单位--陕西省富县广播站“等待分配”。因为专业对不上口，李武强只好作一名普通工人。杨捷文多次采访李武强，经过分析研究，写了一篇《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内参稿。11月10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590期作了专文刊登。
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他还在文章的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两道粗重的红杠杠，以期引起特别重视。
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检查、大落实工作，并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国家劳动人事部调配司司长亲自来延安办理了李武强的调动手续，分配李去国家机械工业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并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后调入国家科委，负责高科技、新技术开发工作。邓小平特别关注这次“国务院检查”，亲自听取了中央书记处的汇报。
1984年4月27日，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来华进行为期4周的讲学访问。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及夫人。李政道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博士后在国外的发展情况，以及在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条件等。李政道提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希望国家拨款2000万元人民币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二是国内主要机构要采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总理级别的领导来牵头监督落实这件事。
对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几个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说：“10个站，只解决200人，是否太少了。”“10个太少，回来几千人，还有其他专业，也要采取同样的方法。”
李政道强调：“现在以物理为试点，成功后可以推广到其他专业，所有学科，包括工业部门。但每年回来讨论，都没有落实，我这次是想落实。”
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用，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这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我赞成，同意了。”
邓小平谈话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落实。1984年7月21日，全国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谈会上提出5条促进人才流动的措施，其中第3条是：“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回国后先可以在流动站工作两年到四年后再由科技干部管理部门统一分配工作。”有上百个科研和教育部门提出了建站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决定首先选定20个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试点。
意义深远：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
1984年9月30日，李政道来华参加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在科委主任宋健的赞同下，他主持了数次由中科院和教育部有关领导参加的讨论会，于10月10日初步确定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方案”和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试行“条例”（均为草案），明确了设站的指导思想，建立了组织协调机构，而且对博士后研究人员从进站条件、工资待遇到离站后的去向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10月下旬，3位不久前从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应聘来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继学位制之后，我国开始正式试点“博士后”培养制度。1985年5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
1985年7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报告，决定在我国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并拨出专款用于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月17日，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成立。管委会决定，在73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设立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两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50人。
邓小平决策建立的博士后制度适应国家促进高层次人才流动、学术交流，促进交叉学科发展，促进科研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高层次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蒋永清）
（摘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