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自爆后，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周恩来的做法，在开始时，得到了毛泽东支持。
六年多以来，人人闹“革命”，个个去造反，全国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发出了一系列通知，进行各项调整工作，其中包括调整部分企业工人工资。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管理，恢复和健全被破坏的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还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经过整顿，各级企业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决定恢复对大型成套技术设备的进口。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旋即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周恩来主持的整顿艰难而又阻力重重，但经过艰苦努力，当年，国民经济即有所恢复，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五。
在致力于调整经济的同时，周恩来顶着阻力，大力纠正“文革”以来被严重破坏和扭曲了的党的干部政策。4月，由周恩来亲自指示、修改和审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以及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严重情况，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周恩来的努力安排下，1972年，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监禁，或得以住院治疗。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的“解放”，带动了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与此同时，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不治而死的事情，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督促安排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同志检查了身体。他和叶剑英一起，使军队中一百多位将军“解放”出来，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不少老同志从外地“五七干校”回京体检，并借此机会而获得了“解放”。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老干部纷纷从监狱出来，从“干校”出来，从“牛棚”出来，很多人恢复了工作。
这些整顿和纠正“左”的错误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温暖了千万人的心。“文革”爆发以来，那样的疯狂，那样的触目惊心，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人卷入其中，人人不得幸免。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苦难磨砺和大起大落的跌宕波折后，人们已经开始醒悟。如果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茫然不知所措的话，六年后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开始进行思考，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已经开始发出疑问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林彪自爆，真个是老天有眼。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有所自悟，实可谓苍生有幸。恰恰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更是深得民望深得民心。那些回到北京的老干部们，还没有分配工作，还没有检查身体，就赶紧走大街串小巷，寻访他们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想找找，他们想看看，看看谁还活着，看看谁回来了。战友重逢，不胜欣然。然而风雨六载，也实在不堪回首。他们相互询问，相互倾诉，谈论着各种“消息”，谈论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大批老干部陆续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在江西。虽然他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好转，但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关于他的进一步的消息。这时，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的对外联系面比以前宽了一些，南昌步校小楼的消息也不再那样闭塞，许许多多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对于这样一个形势，父亲做出了清晰的分析。此时，他的目的更加明确。他要争取回北京，他要争取复出。
1972年8月1日，父亲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和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报告的传达。
在这次听传达后，父亲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两日之后，即8月3日，此信经江西省革委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父亲用大量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进行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父亲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明确地提出了工作的要求。他写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父亲知道，毛泽东是要看他的表态的，其中既包括对于林彪的批判的态度，也包括对于他自己的“错误”的态度。信送出后，父亲相信，毛泽东会看到的。但他没有想到，毛很快地便看到了这封信，而且很快地作出了批示。
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上写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对于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批示。虽然在批示中并未提出要重新起用邓小平，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为邓说话。可以认为，到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真地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但是，“文革”发展到此，事态已经演变得非常复杂，到了相当失控的程度。也就是说，连毛泽东这样可以“指点江山”的伟人，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想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了。
毛泽东此时想要重新起用邓小平，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第一，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犯了“错误”、被打倒的。要重新用邓，就必须要对邓的“错误”有个交待。第二，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而此时，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已成为继续进行“文革”的唯一的支撑力量，在运动方面，毛泽东对他们是倚重的。他们的反对，毛泽东也不能不有所顾忌。第三，对于像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起用，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危险的一面。说透了，就是这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是否会翻“文革”的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对于起用邓小平，采用了一种先“造声势”，继续观察的方式。
林彪虽然倒台了，但中国的政坛仍不宁静。在继续进行“文革”的道路上，仍旧充满了激流和险滩。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