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眼·从严治吏：该下就下 刷新吏治

制图：张芳曼

违法违纪啦？没听到风吹草动；到点退二线啦？年龄还差几年……

山西某市环保局长日前被调整为非领导职务，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不小震动，一时议论纷纷。

其实，这名干部被调整的原因并不复杂：该市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挂牌督办，整治环境成为全市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但这位局长工作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实现预期目标困难。市委研究认为，该干部目前的工作能力、工作状态难以打赢这场硬仗，遂决定调整其工作岗位。

“没违纪、没违法，就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状态不佳，这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一个典型案例。”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孙大军介绍说，“干部‘能下’，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相较违法、违纪，重大事故问责等传统的‘必须下’，以及到龄退休、任期届满的‘自然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应该下’，是从严治吏的难点，更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一个突破。结合山西实际，总结完善2014年9月以来新的省委班子革弊立新、刷新吏治的有效措施与办法，山西省今年1月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对照党中央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着力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

“中央《若干规定》下发之前，山西在能上能下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因为直面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在能上能下方面有更高、更严、更紧迫的要求。”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坦言。

一年7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共调“下”领导干部2026人。其中，到龄免职1205人、任期届满离任152人、健康原因调整123人、违纪违法免职221人、自愿辞职151人、问责免职35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139人。在139名被调整的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中，94人或因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出现较大失误，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称职等，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重要内容。”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统筹把握干部能上和能下，既要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要推动能下，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氛围，着力形成干事创业的激励效应。”

谁“该下” 

10多万名干部大筛查

某市核查一名正处级干部的个人事项报告，发现其瞒报房产。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干部家不在本地，通常是周一下午来、周五早上走，不在岗是常事；遇事推、躲、绕，本该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给副手，对上级交办的重点工作经常拖拖拉拉，工作没热情、私事跑得勤；组织诫勉谈话时态度不端正。经认真研究，市委决定免去其职务。

一年多来，山西坚持以查档案、查个人事项报告、查民意、查业绩、查线索、查案件“六查”掌握的情况为依据，对虽无违法违纪行为但“为官不为”的干部，对组织掌握的在岗涉案、纪检机关暂不查处但工作不在状态的干部，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该调整的调整。

“六查”是山西刷新吏治的“非常之举”。

“当时的山西经历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腐败案件量多面广，涉及干部多，诸多案件尚未办结。”山西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介绍，“同时，空出的大量职位亟须选任一批干部补上去，但又要防止‘带病’上岗。”

两难困境，如何破解？

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2015年1月，山西全面启动“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乱作为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不胜任干部，掌握使用一批敢作为、善担当干部”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批”工作。“六查”成为开展“三个一批”的甄别手段。

“履历、业绩、工作表现，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名干部谈起自己经历的“六查”，感慨不已，“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真是动了真格。”

“六查”真刀真枪：不局限于查档案、查个人事项的“纸面”上，还深入到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纪检、组织等相关部门认真梳理，核查线索，查办案件。组织部门的同志表示，“六查”运用“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显微镜”等查核工具，从宏观整体到微观细节，对拟提拔干部做了全方位“体检”。

遴选一大批优秀的“能上”干部，也发现一批“带病”的“该下”干部。在山西刷新吏治之初，某县县长符合推荐条件，毛遂自荐，主动向组织提出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面对组织谈话，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各方面都没问题。其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查案件、查线索中，此人被查实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县委书记没当上，反被从县长岗位上撸下来。

如今在山西，“六查”已从曾经的“非常之举”转为制度化、程序化、经常化的常规动作，延伸到普通干部。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共对10多万名干部展开“六查”，分层分级甄别好干部、表现平庸的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为能上能下奠定基础。

如何“下”

程序不简化，情形更细化

山西因2014年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项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导致数亿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沉睡”超过一年。

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查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推进不力、进度缓慢、督促协调解决问题不及时等不作为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涉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前期工程推进不力、进度迟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免去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在《实施细则》中，山西把“问责追究”和“不适宜担任现职”作为“下”的重点，进一步细化“下”的情形。增加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问责追究情形。把“能力不足，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等情形，也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调整范围。

“以往，调整‘下’的干部，个人好恶的长官意志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存在。”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说，“为此，我们健全程序，对待‘下’的干部要和对待‘上’的干部一样严肃，认真地‘下’。”考察核实环节前增加了“调整动议”，使“能下”的程序，从调整动议、考察核实到提出调整意见、组织决定、谈话等环节，更具严肃性、规范性，避免因“人”而下，要因“事”而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专家分析，干部“能下”本应是正常现象，但过去“必须下”和“自然下”占绝大多数，“应该下”则相对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刚性变软走形：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问责手段；思想观念上，好人主义盛行，认为“下”是得罪人、毁人，碍于情面不忍其“下”。

山西对症施策，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压实能上能下的主体责任。明确把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情况，作为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不力的，严格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任职期间，一名副局长为他人谋取利益、贪污公款，被判有期徒刑。后经调查核实，这位局长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一把手的主体责任，抓班子带队伍没有魄力和办法，特别是对班子成员监管不力。组织上依据相关规定，启动问责追究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这名干部的“下”，在当地干部中引起震动，“自己不犯事、别人犯事，也会被免职，好人主义同样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