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平这个人，是个大实在人，初来乍到就一点儿也不认生，见了三位老人也这么亲，一下子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两天，他离开我们这里，去永修卫生部“干校”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给他父亲带的一条云烟（当时挺不容易买到的）一分为二地掰开，给我的父亲留下了一半。
把贺平送走后，我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一人搬一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面小院儿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妈妈叫我也过去，好像还挺正式的。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父亲这个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定个儿女的亲事，竟也好像当年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当然啦，父母亲最高兴的，就是儿女们的幸福。
林彪覆亡后，他在江西的走卒程世清也倒台了。新上任的省委领导是老干部白栋材和黄知真。黄知真来步校探望了邓小平，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父亲虽没被开除党籍，但却一直被监管被软禁，人身自由都没有。直到这时，才算名副其实地恢复了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政治生命的恢复。父亲和母亲非常高兴。在和黄知真谈话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通知我们，将安排飞飞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安排我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这真是一件让我们全家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是孩子能够上大学，父母亲心头的一个大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更重要的，说明父亲前一年11月8日给毛泽东写的信，毛泽东不但收到了，而且还回应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4月2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副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谈完家人的事后，在上述信的结尾，父亲写道：“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这是父亲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观察和等待之后，父亲现在的目的是明确的，尽一切可能，争取回到北京，争取出来工作。
我的小姑姑邓先群9月要生孩子，她写信来江西，问奶奶能不能去她工作的天津帮她带带孩子。我们一家人讨论后，认为奶奶应该去。特别是父母亲，认为这几年里，从中南海到方壶斋，再从方壶斋到江西，奶奶不是一人担负起照顾孩子们的重担，就是与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实在太辛苦了。应该让奶奶换个环境，散散心，休息一下。父母亲让我送奶奶去天津。准备好后，我和奶奶于4月25日从南昌起程去天津。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刚一到天津，就又开始忙着帮姑姑做事儿。不过，姑姑和姑父两人本来就是要尽孝心，接奶奶来散心的，当然不会让奶奶累着。劳累了这么多年，奶奶总算能过一段“享福”的日子了。
把奶奶送到天津后，我回江西路过北京。还是那个热心的吕胖胖，说要带我去见王震。王震，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胡子！“文革”中造反派斗他，他毫不示弱，和造反派对吵抗争。“九大”以后他又帮助好多老干部传话递信，古道热肠，名声在外。许多“黑帮”们及他们的子弟们为了看病，为了回京，都找他帮忙。胡子叔叔见了我，热情地问我父亲的情况，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他让我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家里。
从胡子叔叔家出来，正好是“五一”节。此时的北方，春意已浓。走到天安门，看着宽阔的广场上蓝天白云，红旗飘扬，让人心情豁然开朗。六年了，整整六年了。六年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北京这样美好过，从来没有觉得天安门广场这样让人心旷神怡过。
赶回江西后，我将胡子叔叔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抽着烟，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他的内心，是激动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在1972年，对于我们家来说，好事确是太多了，真可形容为“纷至沓来”。父亲总爱说一句四川土话：“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难道，我们的劫难真的到头儿了，“运气”真的来了？你看，1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原来，汪东兴在收到邓小平4月22日的信后，于5月30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原来的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
6月27日，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此事可问杨德中同志如何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口头指示中办将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张闻天、乌兰夫和他们的妻子的工资自5月份起开始照发。
工资照发了，生活的拮据状况可以改变了。
但大家都明白，这绝不单单是个钱的问题。在“文革”中，工资一照发，就基本上说明政治“问题”解决了。这其中的意味，实在太重要了。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宽裕了，母亲请工厂的负责人罗朋帮忙，找一个人来家里帮助干点儿杂活和照顾朴方。罗朋帮助找了一个叫缪发香的工人家属。缪阿姨来了以后，分担了一些父母亲身上的担子，特别是在照顾朴方的方面，减轻了父母亲许多重负。
从北京来时，朴方带来一个手摇的轮椅。回家后，由于父母亲的悉心照顾，他的身体不再那样病弱，体力也有所增强，在旁人的帮助下，可以每日坐到轮椅上，把轮椅摇到屋子外面，到院子里转一转。能够坐起来，能够到外面来，多好啊。在院子里，可以看见墙里墙外的绿树，可以看见地里种的各式各样的瓜菜，可以看见一群大鸡小鸡跟在老人们的脚步后面咕咕地叫，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可以看见风儿吹过梧桐树梢时那树枝和阔叶的摇曳，还可以对着太阳，把全身上下爽爽快快地晒个透。还是家里好啊。回想起来，北大、校医院、积水潭医院、三0一医院、社会救济院，真像是一场长长的噩梦。
6月10日，在天津七机部七院工作的小姑父栗前明要到江西出差。他先去四川成都，到二姑姑邓先芙和二姑父张仲仁那里，向他们通报了奶奶在天津的情况。听说前明要去江西看大哥大嫂，二姑姑说她也想去。毕竟许多年没见了，虽然不断地有书信往来，但大哥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二姑姑两口子和前明商量好，前明先去，如果能见到大哥，马上发个电报来，说“同意”。如果见不到大哥，就说“不同意”。三个人好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把“暗号”都商量好了。二姑姑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四瓶成都大曲酒找了出来，要前明给大哥带去。她一边把酒绑好，一边不放心地对前明说：“大哥就是爱喝口酒。你可要好好提着啊。”前明是个典型的憨厚老实人，他按照二姑姑的话，小心翼翼地提着这四瓶酒，从四川坐船，6月23日才来到江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