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毛泽东为被批判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高级干部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他又多次作出批示，要求纠正对陈云、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对于这些曾和他一起生死与共、共同战斗、共同开创新中国历史纪元的老同志，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多次公开讲道，处理有错，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并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于此时已被迫害致死的贺龙元帅，他也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在毛泽东做出自我批评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立刻抓住时机，从全局上尽可能地、尽快地推动干部的解放工作。周恩来的努力，使一大批干部解除了被羁押、被看管、被迫害、被强制劳改的状况，有的还获得了平反和恢复了工作。“文革”以来那种极其混乱的随意打倒、随意批判的局面终于遏制住了，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获得了重生，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文革”以来那一派肃杀严酷的政治气氛，终于得到缓解。冬天虽然寒冷，但一阵暖流开始流动在人们的心间。人们那紧锁了多年的眉头，开始舒展。
1972年，就在这股涌动着的暖流中开始了。在林彪覆亡之后，在大批解放干部之时，毛泽东一定想到了邓小平。1967年，在“文革”闹腾得最厉害时，他就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那么，此时，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1972年1月6日，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
1月10日，一个时值三九却并不寒冷的冬日，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追悼会。陈毅曾因所谓“二月逆流”被批判，愤懑忧郁之中患了癌症，不治病逝。他的辞世，使人们多年积蓄在心中的抑郁迸发了出来，一片控制不住的悲伤弥漫在追悼会场。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在长长的大衣里面，毛泽东仅身着一袭睡衣，花白了的须髯垂在颔下。他走到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他在一起的老战友、老部下的遗像前，郑重三鞠躬，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这些关于邓小平的消息，虽然已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但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里，我们家的人对这些并不知晓。不过，从我们日益宽松的生活上，可以嗅到一些让人感觉得到的积极气氛。
1972年的元旦，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三个子女：在望、大蓉和二蓉。他们是从江西老干部刘俊秀那里打听到邓伯伯的住处的。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全家异常高兴。要知道，他们可是我们这个步校小楼中的第一批外来的客人啊。李井泉叔叔家和我们家的关系相当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文革”以后，我们两家只是相互听说一些对方的不幸遭遇，但多年没有见面了。李家三个兄妹告诉我们，他们的爸爸李井泉“文革”初期被打倒后，在四川常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仅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就有一百多次，后来被送到北京，至今仍关押在卫戍区监狱。他们的妈妈萧里阿姨因不堪虐待，“文革”初期被迫害身亡。家中几个孩子，老二在“文革”初期贴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表达了对毛泽东极左做法的不满，被造反派毒打致死；最小的老八也被关在北京一个叫“少管所”的地方。其他几个孩子，现在大都在江西临川老家插队或在工厂工作。听着他们的述说，大家都神色黯然，深感伤怀。
父母亲听到老同志家中的不幸，一定感触良多。他们尽可能地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李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天后，回临川去了。临走前，妈妈一再地对他们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后来，李家的几个孩子三三两两的，来过我们这个步校的家好几次。特别是他们家的老八华川，年龄最小，被关了几年才放出来，最让人心痛。他来的时候，妈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走时还怕他生活没有着落，硬塞给他一些钱。李家的孩子没有了家，但我们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虽然周恩来已开始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虽然我们家的政治处境已经随之而有所改善，但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干部，还在忍受着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
第27章 江南春来早
1972年，家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还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71年下半年，我还在陕北的黄土塬上的时候。著名老将军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正好分配在离我们村子五里地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她的小名叫胖胖，我从小就叫她胖胖姐姐。在陕北这个遥远的穷乡僻壤，竟然会遇到北京的熟人，真是令人高兴。我常常抽空走到公社，找她去玩儿。有一天，我们聊着天，聊着我们在北京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胖胖突然说：“哎，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她也是个说干就干的干脆人，在回北京的时候，还真的去找人，并且生拉硬扯地让我们通上了信。
贺平的父亲贺彪早年是洪湖赤卫队的队员，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又挨批判又挨斗争，此时已下放到江西卫生部“五七”干校住“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贺平本人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中莫名其妙地被诬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成员，被手铐脚镣地抓进监狱关了一年零四个月。审查了半天，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放了出来，现在分配在湖南沅江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吕胖胖人太热情，把我们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生生地拉在了一起。不然，一个在陕北农村插队，一个在湖南农场劳动，怎么可能相互认识呢？可能是因为遭遇相似吧，几次通信之后，我们就感到有很多共同语言。不久，贺平准备到江西永修探望在“干校”里劳改的父母，要路经南昌。我将此情况如实地“报告”了父母亲。我那个妈呀，平时就老是觉得他们的“问题”影响了子女，总怕我们找不到对象，正在担心着呢。一听说贺平要来我们家，立即乐得什么似的。
2月的一天，我到南昌火车站去接贺平。通了两个月的信，只见过照片，相互还未谋面呢。我是近视眼，还是贺平先认出我来。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么高的个儿！我带他坐着公共汽车回到步校的家中。要知道，这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自己都还没想什么呢，可是我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位老人却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似的，一下子忙了起来。妈妈一来就问东问西的，俨然一副相女婿的样子。奶奶把锅敲得叮当响，做了好多饭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这么一个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又是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一定是饿坏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吃得多，一点儿都没客气。那么多的饭呀菜呀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全都堆着摞在了他的面前。我们四川人请客，就喜欢人家能吃。奶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乐得喜上眉梢。
下午，妈妈和奶奶在种丝瓜，贺平就去帮忙。他个子高，又会干活儿，三下两下，就把个丝瓜架子搭好了。奶奶说：“还是高个子有用哟！”晚上大家坐在楼上，贺平把各种听来的、看来的消息，什么林彪倒台的“内幕”消息呀，什么老干部解放的情况呀，全都一一告诉了三位老人。他们男孩子，到处能跑，见的人又多，消息比我们可灵通多了。我们最爱听的，是林彪倒台的经过，最关心的，则是解放老干部的消息。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