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邓小平之所以被打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林彪。但在同时，毛泽东坚持保留了邓的党籍，这其中又不可能不隐喻着政治因素。在这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邓小平本人，则无论处境怎样恶劣，都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是为了保存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当然，在逆境中，他不可能做任何无谓的幻想，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作为一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员，看到政治混乱，看到恶人当权，看到社会动荡，看到人民受难，他怎能不耿耿于怀，怎能够无动于衷！在被批斗中，在羁押中，他没有放弃希望，也没有停止思索。林彪倒台以前，他的目的明确，就是保留政治上的最后防线。现在，林彪自爆了，他的目的就更加明确了。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在这历尽坎坷的五年之中，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作过很多的思考，心中已经沉淀下足够的准备。如果有这么一天，能够复出，他就要以自己的赤诚之心，要以在几十年革命风浪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智慧，挽狂澜于既倒，报效他所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此时，以丰富的政治经验，父亲清醒地认识到，林彪虽死，中国的政坛仍然不会平静。老干部要想复出，阻力依然很大，如果不去争取，机会就会瞬间即逝。林彪自爆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安排和人事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机，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时机。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
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给毛泽东的、谈有关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看到此处，一股暖意在我胸中涌流。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难的时刻还会为我们操心的，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父亲。
在2月份的时候，父亲因大儿子来江西的事给汪东兴写信后，上面曾交待他不要再写信了。但这次，他不但又写了信，而且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看到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第26章峰回路转
林彪自爆事件，不啻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当惊世界殊”的大事。
事情的爆发，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件足以令万众额手称庆的大快人心之事。但是，这个事件，也用极其冷酷的方式，为“文革”这场运动，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毛泽东为保障他的革命路线的不断进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选择接班人的失败，不仅关系到看错了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于“文革”以来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及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林彪自爆后，虽然众口一词都说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林彪叛逃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是屁话。’”
毛泽东对于他所追寻的革命理想，对于他所制定的革命路线，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但自己坚信不疑，也绝对不容他人置疑。但是，林彪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具体措施重新审视，特别是对于一些以前他认为既要革命就必得矫枉过正的“文革”中的过激做法，加以更正。
林彪覆亡后，首先，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由周恩来主持。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原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工作。
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务院（包括外交）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军队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革”运动方面，由江青集团全力“担当”。
林彪覆亡前，中国政坛上的主要阵营，分为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勾结是他们之间的事，角斗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林彪覆亡后，政治分野变化，基本格局为：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方则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熟读中国古籍史典，通晓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类事件和人物，无不在他脑海里投下鲜明的印象。帝王将相之仁政与霸道、文人墨客之浪漫与高傲、义士侠客之叛经逆道，还有那些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涵盖的智慧、哲理、思维方式，也无不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现代的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情怀，是浪漫洒脱诗情画意；他的思路，是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的行为，是我行我素汗漫不羁；他的战略，是沉着挥洒无往不胜；他的政治，则既有执着又有霸气。青年时代的他，是挥斥方遒豪情满怀的革命者；盛年时代的他，是指点江山气势宏大的战略决胜者；而老年时代的他，在追求理想的自信与急切中，越来越浓重地添加上了偏执的阴影。
他先选刘少奇，后选林彪，相继的失败，使他难于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也再不会把权力相对集中地赋予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以前他也曾注意过在他以下的权力的分散与平衡的话，那么，到了此时，他就更为介意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毛泽东从来信奉对立的统一，在他的晚年，在驾驭政治问题上，他更把这一信条用于实践。对立统一作为一个哲学法则是对的，但如果用在政治上和人事上作为相互制衡的手段，则就要另当别论了。这是一种险着，如果运用不当，不但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甚至还会是很危险的。此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不管在人事上怎样安排，总之，毛泽东是对于“文革”以来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审视，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文革”初期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有所认识，在一些场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进行纠正和调整。
在纠正一些极左过激做法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逐步地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