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朴方去中南海“上访”起的作用，6月的一天，北京终于决定把朴方送到江西。
儿子回来了，五年没见面的儿子回来了。从2月一直等到6月，父母亲终于把儿子盼了回来。可是，这个儿子不是像其他子女一样欢蹦乱跳地回来的，而是让人连同轮椅一起抬着回来的。
儿子回来了，本应有说不完的话，可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言。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一道伤心的目光，代表了一切一切。
那时，家中只有三位老人。在来人的帮助下，他们把胖子安排在楼下黄干事那一侧北边的一间屋里。来之前，通过省里面，向省医院借了一张医用铁床。可胖子是高位截瘫，必须睡硬木板床。还是工厂的师傅帮忙，做了一个大木床板。胖子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抬起身子活动和翻身，但他又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否则会长褥疮。于是三位老人，特别是父亲，就每天帮他翻身。老人们白天帮他翻身，晚上也要起来数次帮他翻身。胖子觉得这样太劳累他们了，便提出要想办法争取自己能翻身。有了困难，还是要找工厂的师傅们帮忙。在朴方的要求和设计下，工厂的师傅们又在床上做了一个木头架子，在架子上拴了两个吊环。这样，胖子就可以用手拉着吊环，借劲儿活动，解决了翻身的难题。
为了照看胖子，三位老人分了工，父亲照例干最重的，比如帮助翻身、擦澡。妈妈干最脏的，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奶奶做饭送饭，还帮着妈妈洗衣洗物。家中来了一个残疾的儿子，三位老人顿时忙碌了起来。不过，尽管如此，父母亲还是尽量争取白天不耽误去工厂劳动。
南方的夏，本来来得就早。1971年的夏，又是一个极热的夏。
所谓苦夏，是说有人不耐酷暑，苦不堪言。对于久居北方的我们这一家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老人们又要到工厂劳动，又要做家务，夏日本就不容易过，现在还要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儿子，其中的艰辛，实是一言难尽。而朴方本人，瘫在床上，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天这么热，用手摸去，床上的木板比手还热。躺在那儿不动还会不住地冒汗，而他则还要用两只手，抓着吊环，使足全身的劲儿支起身子或翻个身子，每动一下就足以衣衫湿透。为了怕胖子长褥疮和蹭破皮肤，父母亲每日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保持干燥。这个夏天，是父母亲来到江西后，过得最忙最累的一个夏天。
不过，累归累，苦归苦，能够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苦点儿累点儿，总比让儿子在千里之外独自一人受苦要好得多。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虽然身体受点儿累，心里却是安然的。
人的耐受力确是惊人的。到了非常的时候，那些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不过，克服困难的确也不容易。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江西的那个夏天，仍然会让人觉得心头发紧。
日子也就这么地过来了。渐渐地，一家人习惯了这种生活。夏日的酷热在逐渐减退，虽然减退得缓慢。人们盼望的夏末，步态缓慢地来了。
热气减少了，积压在人们心头的烦闷也舒解得多了。妈妈和奶奶养了一群鸡。平时妈妈只要一出去，那一群大鸡小鸡马上就会跑过来，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一边啄着草里的石子儿，一边咕咕直叫。有了这样的一支“部队”，妈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鸡司令”。天气开始凉快一点儿了，晚饭后，落日的余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红色的沙石地上，妈妈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手摇着蒲扇，一边扇着，一边闲言缓道。
父亲又开始了晚饭后在院中的散步。围着小楼，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却很从容。他就这样地走着，沉默地走着，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他不是在担忧眼前生活的艰难，更不是在考虑个人的政治机缘。他不断思索的，是几十年的革命画卷，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是胜利的辉煌，是惨痛的教训。他思索的，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落日金色的余辉，轻轻地洒落在他的身上。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在他的脚步下，那红色的沙土地上，清晰地呈现出一条白色的小路。
夏日的暑气消散了，步校小楼中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从容有序。因为哥哥在家，老人们忙不过来，就把我从陕北农村叫回来帮忙。对于我来说，能回家，比什么都好。回家后，首要任务就是帮三老干活儿。在农村，我学会了擀面条，技术还相当高。一根长长的擀杖，一大块面，能擀得又圆又大又薄，好像一大块布似的。擀好后把面一层层叠好，再一刀一刀地切好，下锅一煮，就是地道的陕北手擀面。奶奶是南方人，原来只会做四川饭，现在虽然学会了发面蒸馒头，但却不会擀面条。凭着在陕北学来的手艺，我可算在家人们面前露了一手。不过，三位老人不甘落后，也学起了擀面条。他们不但学，而且学得还挺快。尤其是爸爸，练到后来，手艺竟然一点儿不比我差了。
我回来后，给哥哥翻身之类的事情也由我来“担当”，还帮着干点儿其他的活儿。不过，我也是粗心大意，帮着干活儿的时候也会捅点“娄子”闯点祸。哥哥因为瘫痪，下肢萎缩，腿脚总是冰凉。妈妈细心，天冷的时候每晚拿个热水袋放在他的脚下，帮他暖着。自打我承担这一任务后，可就糟了。一天，我不小心，把灌好开水的热水袋挨着哥哥的脚边儿放了。第二天早上一看，惨了，热水袋把哥哥的脚给烫了一大片。请医生来看了，说是二度烫伤，而且下肢瘫痪的人烫伤了特别不容易长好。放热水袋时，我根本没想到哥哥的脚是没有感觉的，真是悔之莫及。挨了妈妈、奶奶的骂倒没什么，哥哥的脚却用了整整三个月，才算长好。
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二十七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父亲心有所思。一天，在工厂，父亲问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排长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父亲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排长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父亲告诉陶排长，他的儿子朴方在家里闲着，朴方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父亲还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此话后，父亲不再言语。不是因为没有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和他的同志们曾经为祖国建设殚精竭虑，曾经看到过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胜利渡过三年自然灾害难关，曾经走遍祖国大地与干部群众共谋强国富民之路，经历了多少的曲折和迂回，好不容易赢得了一个发展经济的较为稳定的局面，竟被这一场“文革”大运动弄成这个样子。父亲现在已被打倒，不再负有任何领导的责任。他谪居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僻远之地，听不见、看不着、也不知道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凭据着这些仅可看见、仅可听到和仅可知道的情况，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他已可以分析到，目前的中国，动乱仍未停止，政治情况仍旧相当复杂，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艰难困苦。对于父亲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不论在职也罢，不在职也罢，他都会时时刻刻地惦念着国家，惦念着人民，惦念着党。如果说，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曾感到惶惑惊心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惊心，已经变成了忧心。而今天，在听到这个普通工人的坦诚话语之后，他所感到的，则是痛心。
南方的暑热还未退尽，北方的政坛上出现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
江西步校的小楼是闭塞的。不过，再闭塞的环境也挡不住消息的传入。
朴方懂得技术，平时又总爱摆弄电器和装修收音机，父母亲怕他一个人躺在那里闷，就把家里一个最好的收音机给他，让他听广播解闷儿。朴方一看，这个收音机是有短波的，就调调试试，每天收听短波电台，有的时候，还能收到一些外国电台的播音。老年人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三位老人使用了两年，都不知道什么长波短波，朴方一下子就全弄明白了。“九一三”后的一天，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朴方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到了“十一”国庆节，国家照常地进行庆祝活动，却取消了从建国以来每年国庆都有的游行。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中，特别是在关于国庆节的报道中，没有了林彪，这是极其异常的。哥哥对我说，可能林彪出事啦。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