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数字”“爱算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通过算账了解下情，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通过算账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具体依据。
实例之一：1958年2月2日，邓小平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进行汇报。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他请谭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的统计。
实例之二：1961年7月14日，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亲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对职工的生活关心得最多，也说得最多。在哈尔滨时，他就问油田负责同志：“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这位同志回答：“按过去一个月十三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手头很紧。”邓小平当即对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的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回。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冬装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听了汇报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过大。”到了油田，看到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房子，他一一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说，这样就可以多搞。
实例之三：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深圳考察，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汇报工作。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显然，他对这个递增的速度非常满意。25日上午，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一一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800多元，户户是万元户。吴柏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走出渔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预期目标，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正好与他在渔民村调研时计算的结果相吻合。
邓小平“问数字”“爱算账”的调查研究方法，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一、“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
邓小平“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算账里面有战略，数字里面有政治。
比如，早在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邓小平就强调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我们的得失，而不能看一时和局部的损失。1948年4月25日，在对部队将领讲到“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应该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上“由防御转为进攻”。他批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从数字里面看全局、看政治的道理。对如何决定建设项目，他强调指出：“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在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时，邓小平尤其注意从算细账方面来定大局，用事实来说话。1987年秋天，党的十三大决定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对于所规划的建设和发展目标，邓小平注重以事实为依据，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们的一些构想，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
二、“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参与作决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喜欢问问数字、算算细账。他认为，只有这样，所作出的决策才是慎重和可靠的。他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早在1954年1月，他就告诫全国财政厅局长们说：“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意在提醒大家不要小看数字，要充分把握数字在决定政策、作出决策时的重要作用。
问数字、算细账，是邓小平在作决策和决断之前进行深入调查时的重要方法。通过深入实际调查，并在调查中问明数字、算清细账，能够从中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的，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1991年一二月间，邓小平在上海调查改革开放的情况。就在这次调查期间，他通过数据和速度的分析比较，发现当初确定经济特区时没有将上海划进去，错过了上海发展的时机。他诚恳地对上海的同志讲：“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为此他提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他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要用事实来证明”。
三、算账里面有作风，“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
调查研究和作出决策需要靠详细的数字来说话，但如何看数字，如何运用数字，还有一个立场、方法和作风的问题。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数字。因此，如何深入地了解到真实情况，掌握准确可靠的数字，极为重要。在数字问题上，邓小平极为反对弄虚作假，所以他在调查中经常是自己算账。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特别提醒各地的领导干部要改变作风，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对待数字。1979年10月，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到经济工作时，专门强调说：“‘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为此，他严肃地提出：“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
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数字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的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从上述几个实例中也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还十分注意用询问数字的方法来纠正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注意从算账里面探出工作中的虚实。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之所以盘问数字和亲自算账，就是为了准确地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他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事求是的作风往往就体现在摸清真实的数字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往往就体现在注重算账的学问之中。(刘金田)
(摘自《党的文献》)
